每个到过杨宪益家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他经常说：“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于是，在他的家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他自己的作品，因为无论出版社送来多少样书，他很快就送光了。

　　其实不爱《红楼梦》

　　老朋友来访，最常聊的莫过于年轻时的“荒唐事”。杨宪益小时候调皮，拿老师名字开玩笑。有个老师叫徐剑生，他将这名字作为上联，硬是给对了个下联“快枪毙”——徐对快，剑对枪，生对毙。

　　译作《红楼梦》可谓是杨宪益和戴乃迭最声名远播的作品，但了解杨宪益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作品，他甚至说过“看不下去”。

　　《红楼梦》翻译了一年多后，“文革”就开始了。据杨宪益的同事熊振儒回忆，当时杨宪益的初稿已经全部译完，戴乃迭正在润色，可是只做了一半两人就被抓了起来。出狱后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红楼梦》的翻译。戴乃迭负责二稿的修改润色，她不仅要看初稿，还要对照中文原书，有疑问立即和杨宪益商量、推敲。经过夫妻俩的努力，1978年到1980年，《红楼梦》英文版三卷本陆续出版，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声誉。

　　杨宪益不止一次地表露出对这部作品的“不喜欢”。他对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宴请、食谱等细节感到不耐烦，而戴乃迭则无法理解贾宝玉的行为逻辑：“既然他那么爱林妹妹，为什么不带着她逃跑，去寻找幸福呢？”而同为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和《水浒传》则更合杨宪益的胃口。

　　《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跨越了夫妻俩4年的牢狱生活。他们之所以还会继续译完，借此忘却伤痛的个人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戴乃迭，那段日子她完全成了工作狂，除了《红楼梦》外，她还疯狂译书，独自一人翻译了10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部中、短篇小说。杨宪益说：“面对‘文革’的磨难，儿子从患病到去世的前后，她用工作来医疗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现在看来，《红楼梦》留给杨宪益的除了辉煌外，更透着一丝凄凉。　　“没什么值得后悔的”

　　很多到访杨家的晚辈总是试图询问老人对于那段牢狱之灾的记忆，但他对此看得很淡。讲出来的都是平实而生动的故事，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老友吴寿松记得杨宪益跟他说过，“他都跟小偷、流氓住在一起。那些人没文化，他在里面没事就给他们读读唐诗、讲讲古典故事，也算是打发时间”。

　　杨宪益散淡的个性在老朋友眼里格外珍贵和难得。“他一直生活低调，淡泊名利，从不提个人恩怨，从不标榜自己，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说假话、空话、套话。”

　　晚年的杨宪益喜欢作诗，当他迁居到小金丝胡同时，写下一首《迁居什刹海》：

　　独身婉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

　　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

　　诗里浸满了作者老来孤独飘零之感，却也道出了老人的乐观和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