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到了姚明的痛处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几天，他刚刚出席了一个盛大的体育人物的颁奖典礼，在舞台上运动员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人们的掌声，但是在这之后呢，姚明和他的几位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他熟悉的运动员非常悲凉，比如几位和他一起从小打球的球员，因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也没有必要的职业培训，所以退役之后只能做一些保安，看大门等工作，每月的收入千余元，生活相当的窘迫，他觉得和颁奖典礼的辉煌相比是一种巨大的反差，也甚至是一种讽刺，所以他在带领上海男篮的时候，就聘请的课外辅导员，是一些老师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带着球员参观博物馆，去看大剧院，去了解各种职业和学习的可能性，其实就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只是封闭式的训练。希望他们更多的了解现实的世界，学会一些生存的能力，所以他希望把他的球队打造成一个快乐的球队，他非常愿意为这些金字塔底部的运动员们，创造出一些出路。

　　为什么姚明说我问到了他痛处呢，当他想把在nba学习到的先进的管理，带入上海男篮的时候，他遭遇到人情社会和契约社会给他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的社会一直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对于自己的恩师，教练李秋平。对于和自己一起长大，中国人叫发小的，刘伟，还有很多熟悉的人，姚明用尴尬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因为姚明现在的身份，财富都已经与这些人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且他必须告诉他曾经的教练“下课”。要和自己很熟悉的朋友说“请找你的经纪人来和我们的管理团队谈你的合同”，这样的谈判和选择，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往往会被认为是不讲情面，让人下不来台，甚至是重钱不重义。每到这时，他都感到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拿起电话，对仍在住院的李秋平教练说，我们决定要请其他的教练来替换你，这句话需要太大的勇气。说出来后，他感觉到一种轻松，但是也有一种伤感，因为他能听出来，尽管李秋平说能够理解他的决定，但是声音里含有明显的遗憾。可能这就是姚明必须面对的一个困境，可能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的社会，正在走向一个类似西方的契约型的社会，职业和商业的改革当中，他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些难题。幸好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成功了引进了美国的教练，刘炜也留在了男篮。但是姚明仍要面对，cba体制不够健全，经营模式还处于亏损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姚老板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说有时候他很留恋单纯的作球员的生活。　　说到了姚明8年来的5个巨大的转变，我很欣赏他，8年来他走的都相当的稳健，而且在巨大的财富和名气面前，他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平常心，这是很难得的。2010年是他的而立之年，也将是他将成为父亲的这一年，还要经营着自己的球队，还要再回到nba去打球，所以他的担子真是不轻，从一个大男孩到一个男人，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承担，责任和去改变世界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