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河南地方话口音很重，很多我听不太懂，做她儿媳妇的那些年，除了隔两年的春节回去住两天，每月按时寄钱，和她，并没有过真正的交流和来往——是很陌生名义上的亲人。她说，走的人走了，现在必须顾活着的人，好好活下去。

　　道理很朴素很现实，我无法反驳，但是我需要时间。

　　然后，她回去了，送她上车时，我塞了一些钱给她。我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给她钱了。话没说，倒是她先说了：“惠明，以后别再给我寄钱了，家里日子过得下去。你自己带着孩子，比妈难多了。”我的眼泪忽然再度冲出了眼睛。

　　她回去后，我请了做全天的保姆——接送小宝、收拾家。我必须要努力赚钱，离婚时，军子承诺小宝的一切花费全部由他负担，可是现在，他不在了。

　　日子忙碌起来。因为忙碌，我渐渐无暇悲伤。

　　知道她平安到家后，也没有再给她打过电话，却没想到，她竟然又要来，真的要来。而我，却找不出合适的方式来拒绝。

　　火车早上7点到，我6点爬起来去火车站。可是等到快8点，她才从站口出来，背个不大不小的包袱。我把包袱接过来，身体不由向下一沉，包袱很重，大概是衣服。难道，她打算长住？我一边思忖着一边问：“妈，火车晚点了吗？”她摇头，有些不好意思：“不是，是我迷路了，转了好几圈儿问了好些人才出来。”她竟然背着这么沉的包袱在站里转了近一个小时。

　　忽然有些心疼她：“妈，是我不好，我该进去接你。”她仰起头笑：“火车那么长，你知道上哪个地方接？没事，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伸手又要拿回我手里的包袱：“给我吧，你哪拿得动？”

　　“妈！”我推开她的手，执意拎着包袱。六十多岁的她，头发已经半白，皮肤粗糙，满脸皱纹，却很自然地觉得她比我有力气，不觉自己是老人。在她眼里，我一直是弱势的、需要被照顾和怜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