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刚是我的“知青战友”，年长我两岁。我和马刚之间的友谊，是在上“文学创作学习班”后一天天深厚起来的。

　　老崔叫崔长勇，当年是兵团总司令部宣传部主抓文艺创作的干事，是我们兵团文艺知青的“主帅”。马刚是十五团的宣传队长，善编各种文艺节目，还有表演天分，演过“胡传魁”。在“学习班”，每次开玩笑，我总叫他“胡司令”。我常穿一件绿色、洗得泛白的上衣，又因为得及时向老崔交作品而通宵达旦地熬夜，面呈菜色是难免的，马刚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绿脸孩儿”。老崔很欣赏那绰号，也常叫我“绿脸孩儿”。

　　当年，我在“学习班”并不是写作水平高到哪里去的“创作员”，在马刚面前谦虚得很，总认为他写小说比我厉害。马刚总像兄长般勉励我别泄气。 老崔对我们要求很严。我至今也不明白，他当年为什么偏爱我和马刚。因为偏爱，要求反而更严。我和马刚每次向他交稿时，内心总惴惴不安。往往是，老崔一夜不睡，审阅我们的稿子，我们也一夜不睡，为小说的命运担忧。第二天吃早饭时，若老崔面有悦色，我们就猜到小说顺利“过关”了。

　　一次，马刚写了篇小说，题目是《货郎》，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他在我面前大声朗读，神采飞扬。我听了，也觉得他那篇小说写得无可挑剔，接近完美，都有点儿暗暗嫉妒了。可小说被老崔毫不留情地“枪毙”，四行用毛笔蘸红墨水写的批语是：马刚马刚不认真，百里卖货只卖针。哪里来的骚小伙，招惹姑娘一大群?

　　这对马刚的打击很大。他一整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老崔得知后，只说了句“叫食堂给做碗细面条”，并不收回“判决”。

　　我安慰马刚。在我和马刚的友谊关系中，我也只安慰过他这么一次。我们相处的日子里，都是他安慰我。我当年家中操心的事儿多，幸有老崔、马刚那样兄长般的人给我以友谊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