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前史

　　1920年4月，奉共产国际指示来华的俄共党员维金斯基(Voitinsky)等人与“南陈(独秀)北李(大钊)”联络，筹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经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在维经金斯基等人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然后分别联络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进步知识分子，组建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至1921年7月，最终召开中共一大，创立中共。

　　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而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受陈独秀个人委托与会，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而对建党有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各在北京、广州，因故无法与会，旅法小组还未和国内取得联系，故没有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过程中，曾遭密探干扰，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文件。

　　实际上，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被挖掘，中共建党过程的一些背景情况远比上述表述的内容来得复杂。

　　从1919年起，共产国际就开始派人来华经办组织中共事宜，先有苏联华侨通讯社社长，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分别来过。1920年4月，受俄共(布)远东局外国处派遣(注：当代学者研究后认为，其非为共产国际派遣)，俄共工作人员维金斯基(Voitinsky)与其妻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来华，实际上，来华的还有二人，即季托夫(Titov)和谢列布里亚科夫(Selipliakov)。

　　当时的中国，存在各种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团体，而维金斯基等人最初的计划，也仅仅是想把同情俄国革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同情苏俄的革命势力，以打破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外交困局。事实上，维金斯基等人也确实在当年7月19日召集了联合大会，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各地分设“革命局”，并以上海“革命局”为中央机关(注：这个组织的性质存在争议，即是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是统一战线组织)。

　　鉴于这一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很大，故维金斯基提出组建中共的任务，经过多次争论与整合后，如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等，陈独秀等人开始致力创建中共的历程，将这些分散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称“革命局”)联合起来，组成中共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小组分别是：上海小组、北京小组、湖北小组、湖南小组、广东小组、山东小组、东京小组、巴黎小组。

　　那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除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外，同期还出现了一些称为“共产党”或“社会党”的组织，对此，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版)，作了系统性论述，并根据解密的共产国际历史档案及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目前已经找到的称为“共产党”或“社会党”的组织，至少也有八、九家之多。

　　最后，在这些组织中，有的成为了中共前身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成为中共建党源流的一部分，有的则为其成员分别加入中共、书写了中共地方党历史，有些则在中共成立与壮大以后，昙花一现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挖掘其存在的史料，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并非是一种多余的事，也不宜概念化地贴上标签，宜历史地、客观地予以评价。现分述如下。

　　(1)刘绍周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又名刘泽荣)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旅俄华人中建立的，结局未见史料。

　　刘绍周(1892—1970)：曾是俄共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列席了共产国际一大、二大，三次受到列宁接见。1920年11月，他回国定居哈尔滨，在中东铁路监事会工作，从此脱离俄共。其后任政府驻苏使馆参赞、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1949年9月，参加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工作，1956年，加入中共。1970年7月18日，病逝于北京。

　　(2)“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

　　1919年，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在上海、广州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以失败而告终，发表《告失败书》记述其过程。

　　刘师复(1884—1915)：l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组织支那暗杀团，在东江领导农民起义。1913年，编印《民声》杂志，鼓吹无政府主义。1914年，在上海成立“无政府主义同志社”。著有《师复文存》。

　　(3)姚作宾、黄介民的“中国共产党”(亦称“大同党”)

　　五四运动期间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姚作宾等人组织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5月，姚作宾曾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共(布)远东局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即回国秘密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召开三大，姚作宾受邀参加大会，最后，通过俞秀松的努力，其参会资格被否定。

　　姚作宾(1891—1951)：五四运动期间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交通委员会组长，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社会局局长，1943年，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兼任伪新民会青岛总会会长。日本投降后，1946年，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先后两次审判姚作宾汉奸案，均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以死刑，但姚作宾几次声诉要求复判，案件两次发回重审。青岛解放后，1951年，青岛市人民法院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罪，判处姚死刑并执行。

　　黄介民(1883—1956)：早年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1915年，和陈其尤等人组织“大同党”，开展同共产国际的合作。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任江西省水利局长。1932年，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司法院简任秘书、国大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辞职回乡。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1951年参加民革，任江西省参事室、监察厅副厅长等职。1956年1月15日，在南昌逝世。

　　(4)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

　　共产国际三大上，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出席。1911年7月，江亢虎在上海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改组成立“中国社会党”，人数一度达到52.3万人。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主张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1913年，袁世凯得势，视其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当年宣布解散“中国社会党”。共产国际召开三大，江亢虎受邀参加大会，最后，通过俞秀松的努力，其参会资格被否定。

　　江亢虎(1883—1954)：1924年，江亢虎再度筹组“中国社会党”，参与政治。后来转向教育界，创办上海南方大学，后出国。1937年后，依附日军，1939年回国，任汪精卫政权的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院长等职，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抗战胜利后，江亢虎被政府逮捕，以汉奸罪名起诉，被判无期徒刑。1954年，死于南京监狱中，终年71岁。著有《台游追记》。

　　(5)重庆的“中国共产党”

　　同期，在四川重庆也出现了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有如下档案：1921年初，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的报告》中，声称它“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发展到大约100位成员。该组织细节不详。

　　(6)吴玉章、杨闇公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亦称YC团)

　　中共建党后，即派人秘密在成都建地方组织，由于联系、信息的限制，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也在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1922年春，吴玉章在成都成立了“赤心社”。1924年1月12日，“中国青年共产党”(亦称YC团)在成都杨闇公的寓所成立，通过章程和几种决议案，选举吴玉章、杨闇公等6人为负责人，创刊《赤心评论》。为了罗致人才，吴玉章、杨闇公还成立“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亦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后，还在北京成立“北京YC团”。1924年5月1日，因在成都召开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遭受军阀的强烈压制，会后，吴玉章、杨闇公被迫离开成都，成都YC团的实际负责人变成了傅双无。吴玉章、杨闇公离开成都后，开始与中共中央联系，争取承认YC团，1925年，吴玉章、杨闇公先后加入中共，入党后，吴玉章感到YC团已无必要继续存在，决定加以解散，并按照中共章程要求，个别争取加入中共。在吴玉章的劝导下，北京YC团不少成员先后加入中共，1926年，北京YC团自行解体。成都YC团的解散，则比较曲折，吴玉章多次劝说无效，傅双无坚持解散成都YC团、赤心社的条件是集体转党，接办成都党务，为中共中央拒绝，实际上，当时的傅双无已倾向于转向右派，1927年4月12日，蒋某在上海发动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傅双无则投靠了蒋某派驻成都的清党代表，因此，成都YC团成员郭祖劼、吕寒潭挺身起草宣言，解散成都YC团和赤心社。

　　吴玉章(1878-1966)：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与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初建，在南京出任参议员、大总统府秘书;袁世凯篡国后，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人。1924年，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后自行解散)，在加入中共后，奉命从事统战工作并参加北伐，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遵指示在苏联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1938年回国，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等职，后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任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49年到任政府委员，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著有《吴玉章回忆录》。

　　杨闇公(1898-1927)：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四哥，1917年，东渡日本就学，1924年，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后自行解散)，在加入中共后，任重庆团地委书记、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顺泸起义。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被捕牺牲，时年29岁。著有《杨闇公文集》。

　　(7)胡鄂公的“共产主义同志会”

　　1921年，胡鄂公等人联络湖北青年在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2月16日，又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的组织，胡鄂公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发行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月刊，并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后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共，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加入中共。

　　胡鄂公(1884-1951)：胡鄂公一生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驳。早年曾被选为国会议员，组织过新共和党，曾任湖北政务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组织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同志会”，加入中共，1927年11月，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实际上转成秘密党员)。抗日战争后，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1949年后去台湾，1951年10月8日，在台北去世，终年67岁。

　　(8)俞秀松的“社会共产党”

　　这个曾在上海昙花一现的小组织的痕迹，是由其参加者俞秀松保留下来的日记中透露出来的。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说：“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的社会共产党，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这是仅见的史料，而俞秀松后来则是中共创建时上海小组的成员。

　　(9)周恩来、赵世炎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由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属于青年团性质。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活动。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周恩来等三人当选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为书记。其成立后，积极同国内联系，同年，中共中央通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已加入中共者组成中共旅欧支部。

　　周恩来(1898-1976)：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1976年1月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著有《周恩来选集》。

　　赵世炎(1901-1927)：1924年7月回国，先后参加中共北方区委、中共江浙区委的领导工作。1927年，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7月2日，被捕牺牲，时年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