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一颗感恩的心需要生活来滋养。——王符

　　郭德纲将恩师的话烂在心

　　郭德纲为什么不受郭冬临一拜，郭德纲这两年官司缠身，他被诉诽谤杨志刚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宣判，法院驳回了杨志刚的上诉，裁定维持郭德纲无罪的判决。郭德纲与杨志刚的官司始于前年，起因还是口舌，且是师徒之争，无论最后结果如何，这都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记者问他，“有些官司直接关系到老百姓，比如您代言的保健品出现问题，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保健品广告的事发确实对郭德纲个人的公信力有所打击，据称，当时决定提出诉讼的老先生也是位“相声迷”，面对法庭外聚集的各色记者，他说出一句颇具意味的话：打官司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给郭德纲提个醒。

　　自德云社出世以来，是非不断，有陷于诉讼或者旧案，更多乃囿于内斗。德纲感叹道：相声门内之复杂，实为外界难以想象。日前，郭冬临拜师一事，令各位可见复杂之一斑。2007年11月中旬，一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谣言出炉：相声圈和曲艺界众多演员都收到一条群发的邀请短信。短信宣布12月1日在五洲大酒店，小品演员郭冬临将正式拜郭德纲为师，欢迎大家光临，落款“徐德亮(郭德纲爱徒)”。当事三方接受采访时均予以否认，郭德纲和郭冬临称此消息纯属捏造，徐德亮怒斥冒名者在挑拨德云社的内部关系。面对谣传，郭德纲不见激愤：“曾经有一个短信点名大骂中国相声界，一个不落地挨个儿骂，最后说：相声界只有郭德纲最了不起——这就是赤裸裸的挑拨离间!”若干次造谣最后都不了了之，只有一次，通过有关部门追查到短信始作俑者，寒心的是，竟是一位外地相声演员。

　　众所周知，侯耀文是郭德纲的师父，两人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恩师的离去对郭德纲触动很大，他再次向记者追忆起侯耀文去世前两人的一次秉烛长谈：师父在那天向郭德纲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欢乐和悲哀，交织着辛苦，这些辛苦外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晚，他们谈了很多，包括侯大师对很多圈内人的真实评价——有些内容郭德纲表示要“烂在肚子里”，让这次谈话成为别人心目中永远的谜。

　　“无法理解的是，恩师去世成为了某些人作秀的机会，就像要上春晚似的，跳到了传媒面前，高声呼喊着：相声的出路在何方……以此维持出镜频率。我不会做这些事，我感到悲伤，更多是因为私交，而非什么任重道远的相声前途。”郭德纲看着记者缓缓说到。他确实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就像他说的这些“遭人恨”的话。

　　两年，妒嫉郭德纲的同辈中人肯定不在少数，也有咬牙回到剧场，试图拷贝郭德纲的成功模式，自己红火一把的——奇怪的是，这些努力往往半途而废，以至于两年多过去了，观众回头一看：怎么别人还不追上来呢?

　　父母从不要求我拿100分

　　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的，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又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的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火弥漫，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父母决定让我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他们检查我的作业，然后教我新的功课。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可以说，我小学所受的教育，多半来自于母亲。虽然她教给我知识，但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所以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反而常常带我去听京剧、看电影。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的成功。父亲很高兴地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受奖典礼。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他获奖的消息，还提出让他和我一同前往瑞典。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我立即劝道：“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父亲终于答应了。我知道，搞科研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总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

　　下跪的冠军

　　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决赛中，王濛以43秒48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卫冕的冠军。

　　值得称道的是，当王濛冲过终点之后，先与场边的教练李琰击掌相庆，再次侧身而过时她奋力冲向护栏与眼睛湿润的李琰紧紧地抱在一起。高举着五星红旗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之后，她又滑到教练席跟前，双膝跪地，用中国人的最高礼仪向领导、教练、队友们磕了两个响头。那一刻，让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她喜悦的泪水，还有她诚挚的感恩。

　　四年前那一幕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初出茅庐的王濛一鸣惊人，在都灵冬奥会上夺得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冠军，颁奖时她一个鱼跃跳上领奖台，傲然独立，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但今年成功卫冕后，她放弃了唯我独尊的姿态，先与获得银牌和铜牌的选手握手，然后才站上冠军的领奖台。此时的她，懂得了感恩对手，显得更加成熟和大气，也赢得了观众更多的掌声和尊重。

　　人们通常会认为，竞技体育最重要的是技战术，谁最厉害谁就能笑到最后，就是最大的冠军，胜者为王嘛。实则不然，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除了感官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心灵深处的触动，那是团队精神，那是感恩情怀，因为冠军的背后还有很多人在默默付出——家人的理解、领导的操心、教练的指挥、队友的支持、陪练的辛酸、队医的治疗……没有他们，冠军从何谈起?

　　当年，李琰作为“海归”教练，接过短道速滑队“帅印”之后，她和王濛因为相互不够了解而产生过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但经过风风雨雨的考验和四年时间的磨合，她们冰释前嫌，彼此建立起信任，有了很深的默契，直到亲如母女般地并肩作战，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赛后，王濛解释了夺冠后下跪这一举动：“这是我感谢教练的方式，她让我知道了短道速滑500米到底该怎么滑。这两个头一个感谢教练，一个感谢我的领导、我的队友和医务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濛还不止一次地提到她的父母和祖国，并说“13亿中国人民是我的动力，就像城墙在后面推着我向前滑”。

　　人终要长大的。换言之，是自己慢慢学着长大。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或深或浅记录着芸芸众生成长的深度。成长越慢的人往往受的伤就会越多，面对种种伤痕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承受，更多的是要感恩。大树对滋养它的大地感恩，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感恩，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会，因为感恩才会有真挚的感情。王濛在夺冠时刻的一跪，跪出的是做人的成熟。

　　我们相信，经过四年的洗礼，懂得感恩的王濛，一定能滑得更快、走得更远，成为当之无愧的速滑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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