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献给太宗一个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此事被确立为太子的襄王自然深知而心存感激。咸平元年（998）即位后即将寇准由邓州迁为工部侍郎；不久又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让他历练理政治军本领，以堪大用。三年后，景德元年（1004）即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所以，说寇准在河阳登临诗中的“思何长”，是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恐怕没有什么现实依据作为支撑。

　　那么，这个“思何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面对大好河山又是人生的上升期，为何又要“景美而情恶”呢？我以为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与宋代的边患有关。北宋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北方的契丹。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唐末乘中原之乱统一各部即可汗位，创建奴隶制国家，国号契丹。太祖阿保机统治时期，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辽极盛时期的版图，北至今克鲁伦河、色楞格河流域，东临黄海，南至河北中部，山西北部，西近阿尔泰山，幅员万里。乾亨四年（982），辽景宗崩，圣宗继位，时年12岁，由皇太后萧绰摄政。萧绰时年30岁时，是位极为能干的女政治家。萧太后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西吞并甘州回鹘，东灭亡渤海国，向南占领燕云十六州，以白沟河（今河北省境内的拒马河、大清河、海河）与北宋对峙。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进攻北汉，辽军支援北汉，辽宋两国正式开打。北宋打败辽军，消灭北汉，并乘胜进攻辽国。但先胜后败，在高梁河功亏一篑。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二次伐辽，宋军统帅潘美（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败于飞狐口；先锋杨业（小说中的杨老令公）战死，契丹占领山西云、朔、寰、应四州。在此之后，契丹不断南侵。

　　就在寇准出知河阳军的真宗咸平元年（998）的前一年二月，将河北梁门、遂城（今河北徐水）、泰州（今保定市）、北平（今和河北完县）居民掳往契丹内地；同月，契丹将领韩德威率兵攻破西北党项，党项归附契丹，北宋失西北屏障；到了咸平元年三月，女真派使者向契丹纳贡，五月，铁骊（在混同江北）向契丹纳贡。契丹又解除北方和东北的后顾之忧，更全力准备南侵。因此，宋与契丹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就在此时，寇准由工部侍郎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河阳军所在地属河东路孟州，与同属河东路的宁化军均在与已被契丹占领的山云、朔、寰、应四州对冲之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身为河阳军最高长官的寇准此时“思何长”的内涵了。这当中，可能包括一位政治家对边患的忧虑，也可能包含一位身为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最高长官的御敌乃至杀敌之策，更可能对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的思考与谋划。事实上，在这首诗后不到六年，身为宰相的寇准就力排和议，劝真宗“御驾亲征”，结果大败契丹，射杀敌帅挞览。只是由于真宗“厌倦”急于回京，才缔结“澶渊之盟”与敌言和。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平寇之功，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后来的宰相王安石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七绝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席之地，在北宋史乃至中国民族史上也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是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有关。因为此诗不仅是“景美而情恶”，而且景色的本身，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危栏独眺就有种凄迷和伤感，也就是说，诗人在构图和画面上刻意追求一种凄清之美。前面说过，寇准写诗，是有意识地模仿唐人，尤其是贾岛的“瘦骨”所呈现凄清美给他影响极大。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寇准在十九岁时做的《书山馆壁》为证，诗云：“秋作西南使，千林覆去程。四时无日影，终夜有猿声。路入溪云过，人穿鸟道行。不堪孤驿望，风雨动乡情。”这首诗所创造的意境，本来应当是很优美的，但末联却有意抹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的色调。此时的寇准刚刚进士及第，少年得志，又无坎坷可言，何以有如此的凄惋之情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他在努力追求他的“凄婉美”，有意学习唐人尤其是贾岛的清清美。试举贾岛的《暮过山村》诗为例：“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就风格的总的基调看，寇准的《书河上亭壁》确有与此首贾诗相近之处。然而，寇诗的情感虽“婉”却“陵”，它是借助于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渲染出一种苍茫却很壮阔的意境，又用放眼远眺、独凭危槛来突显诗人孤独哀怨却又伟岸倨傲的形象，这与贾岛在诗中通过“怪禽啼”、“行人恐”，刻意营造一种阴森荒寂的气氛，辞寒语苦的境界，还是有所不为的。所以南宋诗论家胡仔在论诗的“悽婉”一格时，就以寇准的这首《书河上亭壁》以及《书山馆壁》为代表，（见《苕溪渔隐丛话·诗思》）正是看到了寇准的这种诗学追求，而将其作为“悽婉”风格的代表之作。

　　但诗人在第二句中发出的感慨却，而是那末，诗人此时此地所思的是什么呢?是景的“荒凉”引起诗人“茫茫然”的感慨，还是因为心情惆怅才把秋景看得如此“渺茫”呢?从诗歌创作角度看，这二者当然都是下一诗句出现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要　　“思”的真正内容，不至于见仁见智地主观臆断，就得寇准的经历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