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要求有虚构、夸张和想象，但较之浪漫主义，它对这些手法的运用总是更带有具体性和实在性，尤其当它用来表现历史题材的时候，必然更多地受到历史事实(即各种史料)的严格约束。而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从我们上面举的例子来看，他是更多考虑在整个历史的典型环境的基础上，自由地驰骋其艺术想象力，因而就使他的历史剧具有一种气势磅礴、雄奇瑰丽和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气息。

　　最后，从作者建国后仅有的两个历史剧看，一般他说，他不以戏剧情节的曲折见长，而是十分注重戏剧场面的历史感、真实感和剧中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由于作者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对考古学和历代文物均有着相当的研究和造诣，所以，他不仅对剧中表现的整个历史事件以及主要人物的思想面貌给予缜密的考据和推敲，使之尽可能地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在细节和一件小小道具的运用上，都十分注意准确和真实。例如，他在《武则天》第一幕的布景说明中，就对唐代宫中“炕床”的形状、书卷的样式、桌案的高低、瓶盆的颜色等等考察得极为详备，尽量做到件件有案可查，事事有典可考。浪漫主义精神一向很强的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是决不肯马虎从事的，这样，就使得他所描绘的生活场面更富有历史感，也更能收到良好的戏剧效果。

　　此外，作者还善于根据不同题材的要求，安排人物关系，组织尖锐的戏剧冲突。例如，在《蔡文姬》中，他根据剧情的发展，在匈奴与汉、匈奴内部、汉使之间，甚至蔡文姬家庭内部，都设置了一连串的冲突，造成了一系列精采的戏剧场面，出现了众多的性格的闪光。在《武则天》中，作者则围绕宫廷内部，甚至家庭内部各种特殊的关系组织戏剧冲突，使得情节的发展既集中、又动人，并有利于深入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如武则天与裴炎、太子贤、上官婉儿的矛盾，是分别通过亲信、母子、世仇的关系表现出来;裴炎与郑十三娘、上官婉儿、骆宾王的矛盾，又是分别通过世交、恩师、同谋者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这样，就能使得戏剧冲突更为尖锐和复杂，同时，也便于用最俭省的笔墨刻画出生动而丰富的人物性格。如果说，作者在解放前写的一些历史剧(如《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还保持了情节的曲折的话，那么，他解放后写的这两个历史剧，则不怎么注重情节的曲折，而是在戏剧场面和性格冲突上下了更多的功夫。这，也可以说是作者在建国后历史剧创作上的一个变化。　　作者建国后的历史剧创作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多半是急就章，虽然有着热情洋溢、一气呵成，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特色，但同样存在着锤炼不够的缺点。同时，对戏剧艺术高度真实性的追求上，比其建国前的一些优秀剧作也是稍逊一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