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 （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 “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实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并吞，也确实给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又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曾有可能统一中国。“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在郭沫若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