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点

　　第一，“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

　　40年代，郭沫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浪漫主义史剧观，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为历史剧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关键问题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

　　所谓“求似”，就是对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实是尽可以出入的。因为郭沫若认为，历史并非绝对真实，实多舞文弄墨，颠倒事非，在这史学家只能纠正的地方，史剧家还需还它个真面目。“失事求似”使作者大胆、自由地想象、虚构，极为灵活地运用具体事实，很好地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时代精神，达到了借古讽今的效果。

　　如在《屈原》中，战国时代的风俗与制度，楚国与秦国的矛盾斗争，屈原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与爱国思想及其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和被废黜的遭遇等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婵娟、钓者、仆夫等人物形象，南后与子兰的母子关系，屈原与子兰的师生关系，郑詹尹与南后的父女关系等人物关系以及婵娟怒斥南后陷害屈原的罪行和误饮毒酒，屈原激愤地吟诵《雷电颂》等情节，则都是作者想象、虚构出来的。从戏剧效果看，这样做更能反映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品质，表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时代精神，从而更深刻地传达出真正的“历史精神”达到更高的真实性。

　第二，在悲剧的结局中“透示出转为喜剧气势”悲剧观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表现浪漫主义，郭沫若的史剧观认为，悲剧的戏剧价值不再单纯地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剧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份而抗斗将死的成份。这种悲剧史剧观在其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是：

　　首先，悲剧人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想，在结局中得到最后实现和完成。郭沫若悲剧里的悲剧人物都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其道德理想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政治目标和正义事业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暂时没达到或失败了，但他们的斗争意志却毫不动摇和削弱。他们有的以死告终，如屈原，但这死并不是代表正义的方式力量的毁灭，而是以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想的最后完成显示出正义的方生力量的不可战胜。

　　其次，在悲剧结局中以群众的觉醒和对悲剧人物的赞美与评价，显示出“正>负是必然的前景”。这在《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剧的结尾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再次，在悲剧结局中以斗争的继续，暗示光明的前途。如屈原失败后潜往汉北，高渐离失败后宋意奔赴江东等等，都暗示了斗争在继续及其光明的前途。

　第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

　　在郭沫若的早期作品中，如《女神》中三个历史题材的诗剧《湘累》、《棠棣之花》和《孤竹君之二子》，以及《三个叛逆的女性》创作，都是借历史故事抒发自我情感，反映时代精神，开始形成了郭沫若历史剧的一大特色。

　　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随着《棠棣之花》和《屈原》的相继问世，其抒情性和浪漫性达到了成熟。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致生活体验，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他所努力的，是“于我所解释得的古人心理中”，“寻出”与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一致。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古人，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如《屈原》里的“雷电颂”，《虎符》中的如姬墓前独白，都是在戏剧的情感高潮阶段，以大段抒情独白来抒发人物气势磅礴的激情，这种完全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诗人、学者和战士兼于一身的气质。

　第四，“非凡人物的塑造”

　　郭沫若在他历史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有正面妇女形象，如卓文君、王昭君、婵娟等，她们是正义和美的化身，时代精神的前驱；还有反面奸佞的形象，但最具特色，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使他笔下的“屈原”形象：

　　首先，按照理想化的原则塑造屈原形象。从时代和现实的要求出发，在屈原的形象中吹进了新的生命：一是把“现实中”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到的时代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二是在屈原的性格中融进了作者那种激情磅礴、卓识远见和英勇无畏的品格；三是把屈原的“仁”的思想内涵标明了鲜明的抗战时期的时代内容，即“以人民为本”；

　　其次，在戏剧冲突中显示屈原性格内容及其发展：一，以心理描写的深化来表现屈原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如剧的开端，屈原对宋玉的教诲一段便是深化的心理描写。二，以情节的曲折，斗争的反复推动屈原性格的发展。作者以反动势力对于屈原的诬陷、驱逐、侮辱、囚禁和毒杀为内容，构成了曲折的戏剧冲突，从而显示了屈原至诚和坚贞的思想性格。

　　再次，以象征、衬托和对比的手法，突出屈原的性格。象征手法主要是运用插在剧情中的诗歌来塑造了人物的性格，这些诗中的形象，如《桔颂》中的桔树，《惜颂》中的古贤人申生、伯鲧，《雷电颂》中的风、雷、电等，对于屈原的性格都有象征意义。

　　作者还虚构了婵娟这一人物来衬托屈原的性格。婵娟是屈原辞赋的象征，是一首活的《桔颂》，她的死把屈原的道义美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她的崇高的心灵是屈原精神感召的结果，同时又衬托了屈原精神的伟大。

　　此外，作者还以南后、张仪等反面形象来反衬屈原的形象，是屈原的性格在与假恶丑的对比中，更显出其真善美的品格。

　第五，郭沫若强调，历史剧应具有诗的灵魂、诗的意趣、诗的韵律。

　　他的六部历史剧有着浓郁的诗意美，他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时注重写出人物在当时的“合理发展”，注重展现人物的心灵世界，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有着丰富的感情表现和理想主义色彩。他又是以浪漫主义诗人身份进行剧本创作的剧作家，强调主观感情的倾注，这更增强了历史人物的诗意。他在剧中设置的戏剧冲突往往大起大落，紧张剧烈，波澜起伏，在高潮处以长篇抒情独白的方式把感情推至顶峰，具有撼人心魄的情感力量。他的戏剧语言是充满抒情性的诗的语言，有时还有意识地在剧中插入吟诗、歌舞等场面，从而使剧作更具诗情，达到了诗与剧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郭沫若独特的美学追求，系统明确的历史剧理论，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丰富了我国戏剧理论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