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的写作背景

　　这首诗写于20年代初期，此时，“五四”运动的洪波已经消退，大革命的时代尚未到来。半殖民地牛封建的中国，依旧被帝国主义列强和各派军阀势力窒息着。面对这种现实，诗人感到失望和痛苦，他痛恨黑暗的现实，向往光明的未来。在灿烂星空的诱发下，写下了这首充满浪漫色彩的著名诗篇《天上的街市》。

　　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中，郭沫若三次回国。这时，五四运动高潮已过，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现实，郭沫若感到极大的愤怒。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集《星空》表达了这一思想感情。例如，他在《仰望》中写道：“污浊的上海市头，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黄海中的哀歌》中写道： “浪又浊，漩又深，味又咸，臭又腥，险恶的风浪，没有一刻的宁静，滔滔的浊浪，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我要几时候，才能恢复得我的清明哟!”他在五四高潮时期对祖国的憧憬陡然归于破灭，诗人的一度兴奋激动陷人了苦闷伤感，但他并没有悲观失望，依然不倦的探索和追求。他在《星空》集的《献诗》中写道：“啊，闪烁不定的星辰啊!你们有的是鲜红的血痕，有的是净朗的泪晶——在你们那可怜的幽光之中，含蓄了多少深沉的苦闷!”就是这个时期，1921年10月24日，作者写下了《天上的街市》，这首诗第一次发表在1922年《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上，后来收入《星空>

　　历史剧的创作：

　　沫若的戏剧，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其全部作品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却不因之减少。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剧作，在历史剧领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的这些戏剧不仅抒写个人的情思，而是有意识地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斗争武器来使用。他的几个取材于历史故事的剧本在形式上好像远远背离于现实，但内容却完全显示出“借古喻今”的作用，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现实而表现肤浅无力者，其效果反而显得深沉而巨大。

　　郭沫若创造史剧，是由于当时国统区的文网森严，动辄得咎，反动统治者欲把大后方造成为“无声的中国”，在那样阴云密布的幕盖下，文艺家们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借用历史题材以求更有效地达到“借古喻今”的目的。采用这种战斗方式，就更能击中敌人的要害而不致受到敌人的反击。郭沫若即是以自己的史剧来实践这种精神的。他以丰富的想像，对材料的精细钻研，与对现实的深刻体会，数者相互渗透地来写作历史剧。因此：他的史剧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说它是历史的，是它的内容“不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说它是现实的，是他没有把“现实”二字看得很狭窄。这种创作史剧的手法是‘失事求似’。

　　郭沫若历史剧的第一创作季节是20到40年代，他写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出现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一季节的后半期即40年代，《屈原》、《高渐离》和《孔雀胆》与其说展现的是古代主题还不如说是政治斗争的主题，作者以其作品表达出为“皖南事件”中被当局打压的中国共产党伸张正义的政治动机。1959年至196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再起高潮，迎来了他同类文学体裁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59年2月完成《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武则天》，1962年10月完成《郑成功》。 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是郭沫若一贯坚持的史剧观。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说过：“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不过他前期的历史剧,只借历史的影子来驰骋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对古人的精神面貌作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描绘。后来郭沫若强调作家要研究历史、熟悉历史,“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屈原》是抗日民主运动中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