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郭沫若回国抗日是一件重大的政治行动，要冒极大的风险，谢冰莹却把它歪曲为一个桃色事件，说郭沫若是为了“借机摆脱他的日本太太和四个儿女”。此说如果成立，当年郭沫若为了摆脱与张琼华的婚姻羁绊，去国东渡，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逃婚”的性质，那么他为追求于立忱，借机摆脱与安娜的婚姻关系，就是第二次“逃婚”了。然而这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郭沫若的处世方略。郭沫若是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文坛巨子，而不是抱定爱情至上主义的殉情诗人，更不是只会舔女孩子脸上胭脂的贾宝玉，也许他会因为习性浪漫偶与别的女性在情感上有所缠系，这在文人尤其诗人中间并不少见，但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甘愿冒如此大的危险，迈出生命旅程中这样关键性的一步!如果郭沫若仅仅是为了和于立忱结婚而回到上海，恐怕国人也不会那么热烈地欢迎他。再说，如果郭沫若在安娜之外另找一个女人，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由于郭沫若在金文、甲骨文方面的卓越成就，曾有意将长女柳子许配给他，这牵扯到郭沫若“重婚”的问题，后来也就作罢了。现成的柳子小姐郭沫若并未染指，他何必在于立忱身上费那么大的老劲呢?

　　其二，于立忱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政治活动并被捕过，又是驻东京的记者，照谢冰莹的说法，她还有枝“横扫千军的笔”，“替别人写过不少路见不平，悲欢离合的故事”。于立忱显然很成熟，很能干，很精明，岂会轻易失身于郭沫若?她会那么简单?为了突出郭沫若的卑劣，证明他是玩弄与欺骗女性的高手，谢冰莹把于立忱描绘成了单纯幼稚、未谙世事、容易上当受骗的小姑娘，恐怕未必符合于立忱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