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五年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他期待经过深造，重返农场。

　　殊不料不到一年“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郭世英忍受不了他们的非人折磨，从关押他的三楼房间里破窗而出，毅然赴死。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儿子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打击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郭沫若竟然回答：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一代文化巨擘的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很多行为和人生态度。尤其当他临死的时候，竟然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的虎头山上!但是，毫无疑问，郭沫若从自己儿子的死亡当中得到顿悟和突然清醒。从儿子死后的次日，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闭门不出，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宣泄自己内心的苦痛。我们从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中可以看到老人家书法笔迹刚劲，一丝不苟，其内心的巨大悲苦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