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杰出的诗人和著名的历史剧作家，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共创作了《王昭君》、《卓文君》、《屈原》、《蔡文姬》、《武则天》等十一部历史剧。这些剧作，精选历史题材，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开辟了我国历史剧古为今用的新道路。剧作《屈原》巧妙地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以呼风唤雨的热望，毁灭鬼神的愤怒，从精神上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国民政府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斗争，唱响了一曲时代的响遏行云的战歌。《蔡文姬》注重情节构思和人物虚构，具有浓郁的诗的意境，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见解和创作风格的作品。这两部剧作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充满诗意的戏剧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较集中体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对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进行初步地分析探讨。

一、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郭沫若自幼便接受浪漫主义风格的感染熏陶，8岁开始学做对句和五七言诗，庄子、屈原、司马迁、李白等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大文豪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1914年，他赴日留学，虽然是学医学，但却沉醉在浪漫主义诗人歌德、拜伦、雪莱、泰戈尔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1916年开始文学创作，最初试笔的《别离》、《新月与白云》等新诗，就初步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点。作家的创作风格是相对稳定的，以描写理想生活图景为主的浪漫主义特色一旦形成，出现在其历史剧中，当然是水到渠成。再者，历史剧这一题材的本身就蕴涵着浪漫主义的因素，正如郭沫若所言：“话剧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用话剧这种体裁来写历史剧，这种做法就包含着浪漫主义在内。”

(一)让艺术想象力自由驰骋

　　历史剧是历史科学和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历史剧的创作应当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在历史剧创作中有其广阔的天地。郭沫若也认为：“我们写古人所能凭借的材料都是很有限的，那就要求历史剧作者发挥想象力，把很少的材料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他以《蔡文姬》的创作为例：“我写《蔡文姬》，一部分是根据历史上的材料，一部分是我编造的。有些人物是虚构的，有些事情的过程也是想当然的。”《蔡文姬》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见解和创作风格的作品。其主要事件和人物都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去充分运用他的想象力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作者的成功，就在于他这种虚构不仅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还充分考虑到了艺术本身对美的要求;简而言之，他是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去驰骋他的想象力的，例如，作者虑构了赵四娘这个人物，固然是为了让蔡文姬安心归汉;但也反映了在我们民族史上，历来都有舍身求法的人物这一事实。由于赵四娘这一形象的存在，使蔡文姬的形象有了更充分的历史合理性。此外，作者安排董祀与蔡文姬是亲戚关系，并担任正使，为的是使董祀有理由和蔡文姬在思想上作深入的接触，以便更好地展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把左贤王处理成爱国主义者，也有利于更准确地表现历史上我们各民族间的关系;让董祀在南返途中失足落马受伤，不能同回邺下，为的是让周近在曹操面前有进谗言的机会，使戏剧情节产生新的波澜。这些人物关系的艺术构思与精心安排，使整个剧情有一个贯串的事件，因而便于更精确、更生动地表现历史的真实面目。

　　描写理想的生活图景，追求理想的真实是浪漫主义的首要特点。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说：“艺术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而是追求理想的真实。”又说：“……我总觉得有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有的来描写它。”可见，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不是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式进行描写，而是对生活应该有的样式加以描绘。郭沫若历史剧中的人物形象，正是按照对生活应该有的样式进行描绘的。他在20年代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史剧《聂嫈》、《王昭君》和《卓文君》，就是例证。其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和王昭君开罪画师毛延寿的历史故事，在他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中都被重新改写：卓文君被塑造成一个反叛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而王昭君更是一位不愿做宫中玩物、敢于藐视君王权威的英雄。《聂嫈》则是作者在五卅运动的鼓舞下，在其旧作《棠棣之花》基础上“扩写”而成，在剧中诗人借聂政的妹妹聂嫈之口唱道："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加入了新的反帝的思想。再如，他创作《屈原》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是抗战还是投降，是团结还是分裂，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因此，作者既没有以屈原自沉汩罗江为结局，也没有写屈原被流放汉北，而是写成屈原决心跟着救他脱险的卫兵"出走汉北"。在“雷电颂”中他面对苍穹迸发出威武不屈的钢铁誓言：“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作者想以此表明生活中的应有样式：第一，屈原在这场不白之冤的磨难后，已经认清了最高统治者的真面目，没有以死尽忠，而是放弃了愚忠思想，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第二，现实中虽然爱国力量遭受了挫折和失败，但斗争不会停止，只要与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斗争终会取得胜利。由于作品代表着广大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共同心声，公演后在文坛内外引起了强烈震撼，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此外，在他50年代以后仅有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中，曹操和武则天都不同于传统舞台上的奸雄、吟妇形象，分别呈现出雄图大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扶危济困、爱民如命的崭新面貌。综上所述，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侧重于考虑在整个历史的典型环境的基础上，自由地驰骋其艺术想象力，因而其剧作具有一种气势磅礴、雄奇瑰丽和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