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社会环境、相同的实践内容、相同的文学信息、相同的创作道路，发生在不同的主体身上，会使不同主体产生不同的反应，形成不同的创作个性。例如，鲁迅和郭沫若都碰上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也都留学日本，后又弃医从文。但最终鲁迅成为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而郭沫若则走上了奔放的浪漫主义道路。这不能不说和他们不同的心理素质有关。心理素质的不同，为创作个性的形成建立了物质基础。没有社会环境的制约，创作个性就无法形成和显示，而社会环境的制约，又必须作用于特殊心理素质的主体才能显示出特殊的创作个性。而主体的气质、能力、性格等正是构成主体心理素质的条件。

　　气质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点的综合，同一般的所谓“脾气”、“性情”相近。它较多地受个体生物组织的制约，稳定性较强。心理学上一般将气质分为四种类型：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气质常常使作家的创作心理染上某种独特的色彩。气质又以情感为动力，在创作过程中，构成创作心理的内在力度和气势，转化为风格的各种状貌。根据近代生理、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脑的神经活动过程，除了巴甫洛夫发现的强度、平衡性和灵活性外，还发现了神经过程的动力性和易变性。前者表现为兴奋和抑制过程的快慢、难易，称之为兴奋或抑制过程的动力性，后者决定兴奋或抑制过程的速度。(原作者：雷　洋)人的气质类型，受神经过程动力性的影响，使热情、激情、情绪的产生，有快慢、强弱之区别。如果气质属于“多血质”，“胆汁质”的人，他们的激情或情绪来得快，情绪高昂，热血沸腾。处于这种情感状态的作家，如果主体受到外界条件的刺激，他们就会心潮澎湃，不能自已，胸中郁积着狂喜或悲愤，非长歌无以骋其情。按郭沫若自己的说法：“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多血质”或“胆汁质”的“雄浑”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