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陶渊明和王维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和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诗风，更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屈原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永远称道的艺术瑰宝，郭沫若也极力推崇，倾慕其人品和诗品，他还自比屈原，经常背诵《离骚》章节。至于庄子，他不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神奇的立意，铿锵的行文深深地打动了郭沫若，还以他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的宇宙观，对郭沫若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还有一位对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有影响的人物，那就是被他视为家乡诗人的苏轼(按苏轼家乡眉山和乐山毗邻)。苏轼其诗也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因此那种豪放爽快、不拘形式、大胆创新的艺术风格影响到了郭沫若后来的创作，只用看看《女神》中那些豪迈奔放、恢弘变化、纵横恣肆、不拘一格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们和苏轼的作品，在风格流派上有着的血缘关系。由此可见，郭沫若的那种豪迈、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是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之上的。

　　郭沫若说过：“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他在四川读书时，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的浪漫主义艺术情趣，就已经使他感受到了新鲜的启迪。郭沫若说：“我受司各特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揭开了这个秘密：重视历史题材，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正是郭沫若作品的基本倾向。

　　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又接触了泰戈尔、惠特曼、歌德、雪莱等人的作品。泰戈尔的作品清新隽永，不事雕琢，是绘画、音乐和诗的奇妙的结合。郭沫若收在《女神》中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鹭鸶》、《春愁》等诗作都是泰戈尔式的作品，可见其对他的影响。而引出郭沫若“诗的创作爆发期”的人则是惠特曼。郭沫若认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自己才创作出了《女神》中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歌德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与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比较接近，这使得他也接近了歌德。郭沫若还翻译过雪莱的一些诗，并为这些诗写过小序。他说：“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到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郭沫若吸取了这些外国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长处，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

三、主体本身心理素质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