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第二联，“果能载得民为贵，此道千秋不可违”。诗意紧接上联顺承而下，推向更深入一层。“民为贵”、“不可违”是对上联“未可非”、“道何归”的回答。“民为贵”是诗的中心题旨，“文以载道”好，“诗言志”好，最重要的内容是要以“民为贵”为根本。诗人写道:“楚辞满纸柑轩语，历代何人胜屈原”。他认为屈原的《楚辞》因采用民间形式，方育声韵，其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千古不衰，就是这个原因。古代诗人多诉民间疾苛采诗之官也广采民间歌谣。而秦汉以后，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诗人却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而失去优良传统。

　　所以诗人说，u文章尚合为人民，秦汉而还已失真”。郭沫若认为一种文艺形式即使开初来自民间，只要它脱离人民，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馅媚统治者，也会变质的。他举元人杂剧为例说，“元室文章百代雄”，在“中国文学中为奇峰突起，因被压迫只能以市井为对象，故多用市井俗语，而其妙在于此。明室代元而后，上层所需又使执笔者有歌功烦德之路可走，于是剧曲也变了质。”他认为凡是人民大众所欢迎的作家，他们的艺术都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就是说，不管是诗还是文，要是果真能以 “民为贵”为内容，那么，这样的“载道”不仅“未可非”，而且也是千秋万世都不能违背的。

　　这首诗在篇法结构上是严密的，起承转合运用自如，一环紧扣一环，丝丝入扣，符合律诗的一般规律。一、二两句顺承而下，首句用“未可非”起意，第.二句提出 “道何归”把间题深发开去，但不急于作出回答，以启发读者思考问题，继续追间下去。第三句转抉，然而欲转未转，离而不离，以“果能”二字设问，明白点出诗的题旨“民为贵”。第四句关合，以“不可违”作了明确的回答，至此完成了全诗的思想意义。诗做得顺理成章，前后呼应，道理讲得很透澈，逻辑性也很强。句式对仗，语言简洁，明白易懂，也是该诗的一个特点。故此，虽为政论诗，读来却也生动，自然可喜，给人以知识和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