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诗句来说道郭、康的交往，或可折射那个时代的风貌。1980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卷，刻意摒弃作者创作于“文革”期间而在前已结集出版的一部分作品，甚至连“文革”前的一些作品亦未能幸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重到晋祠》，其首句为“康公左手书奇字”。时隔三十余年，有研究者辑录《郭沫若全集》集外佚诗，结集出版。内中收有此诗，却未能探究当年摒弃的缘由，竟解“康公”为康有为，实则“康公”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康生——这就是当年摒弃此诗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于1965年12月写作此诗以“奇字”称道，虽不无夸张的成分，但也并不太过离谱。康生于金石书法造诣甚深，陈叔通推许其为当代书法四大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沈尹默、郭沫若、齐燕铭)，其来有自。借着“康公左手书奇字”的诗句，来说道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档案未能解密，自然只能是浮光掠影)，多少可以折射出那个革命时代的风貌。

　　【毛、郭诗词唱和的高级信使】

　　作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的政要，康生在与文化人的通信中颇具雅人深致。1962年7月，康生致信红学家周汝昌，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应为林徽因——引者注)女士(已故)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上画钱塘江大桥)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1962年春，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渐趋激烈之时，也正是在中共欲“挽狂澜于既倒”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康生重获毛泽东的信用，成为“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实际主持人，乃至渐次成为掌控意识形态领域权倾一时的政要。郭沫若与康生的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交往，就从“反修”说起吧。

　　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精》。正为“反修”而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在11月中旬写出唱和之作：“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和诗是驳郭老的。”环顾高层，既能在“反修”的大政方针上足以信赖，又因通晓诗赋而有共同语言的，大概非康生莫属。于是康生就成为了毛泽东的高级信使。这首和作于1962年初由康生抄示正在广州的郭沫若。拜读了毛的和作之后，郭沫若即通过康生转呈“再唱和”，改变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代之以“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读到康生转呈的“再唱和”之后，于1月12日复信康生，称道“和诗好，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就对了”。在高层的推许之下，这出绍剧迅即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公映。就这样，借助一出戏，弄出了一篇“反修”的大文章。

　　以现已披露的材料，康生对毛、郭首度唱和仅起传达信件的作用，而一年后毛、郭再度唱和，康生的作用就不仅于此了。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康生颇为欣赏，书录全词并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推荐。毛泽东接读之后，即于元月9日写出和作，并函复康生：“一月三日信收到，大谢。郭词很好，即和一首，请郭老和你为之斧正。”轻易不向党内同志言谢的毛泽东，一破惯例。遗憾的是，世人至今无从知晓康信的内容。总体而言，郭词格调高昂，这对刚刚走出三年困难境地的国人多少是一种鼓舞。毛泽东把握时机，在此时下达了向“苏修”反攻的进军令——在此前后连续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七篇“反修”檄文。细读郭词，令康生书录并向毛泽东推荐的，更为紧要的可能是这样几句：“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历史的真实是，“反修”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为发动“文革”作舆论准备。郭沫若后来意识到《元旦书怀》的价值所在，遂改题为《领袖颂》。这真是点睛妙笔。

　　这年7月，康生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无果而返。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代表团。郭沫若目睹机场欢迎盛况，赋《满江红》一阕，以“天外人归”开篇，内有“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之咏。这年9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陆续发表《九评》，反修”进入高潮。作为起草这些大块文章的实际主持人，康生“功不可没”。12年之后，其讣告中有“光荣的反修战士”之誉，盖源于此。郭沫若在“反修”高潮期间，写了一组《满江红》讽咏其事。《全集》虽不予收录，但世人仍可在此前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