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时代、巨人、狂情，当然唯有激越奔放的浪漫主义方式才能承载了。故郭沫若源于卢梭、歌德，深受华兹华斯影响的“情绪”化“自我表现”，以惠特曼式的浪漫主义作为喷火口，在《女神》中展现“五四”狂飙突进式的时代精神，形成了火山爆发般内在热情的“自然流露”，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三叶集》)，是岩浆之喷射炽热。《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更显示出翻江倒海之磅薄气势、惊涛拍岸之亢扬情调;兼之精采绝伦的奇异想像，美妙奇特的神化色彩，成就了现代新诗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浪漫主义杰作。

　　《女神》在现代新诗建设中的特别贡献还在于突破了华夏农本生活的陆地文明传统，引进了西方特异的蓝色文明――海洋精神。炎黄子孙世代以农为本，海岸即成了陆地文明的生存界限。古代诗人笔下的海洋多是烟波缥缈，神秘莫测，可望而不可及。故古典诗歌津津乐道的是宁静、详和的田园风光。唯见山野田畴各安其位，村落乡民怡然自得;江河川流，月出日落。而郭沫若生性好奇、敏锐、大胆。他漂洋过海，留学扶桑，傍海而居。读的是西洋书，爱的是东洋女，其审美视点发生了质的改变：由观海、渡海直至全身心投入洋中“浴海”，与大海来“一个圆形舞蹈”!“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浴海》)。在他笔下，无限的大洋鼓动着“男性的音调”，起伏翻腾，动荡不息，茫茫一片，毫无参照，在中国诗史上首次真实地展现出了大海的真切景况和全新意象。1919年9月，郭沫若最先发表在《学灯》“新文艺栏”中的就是《抱和儿浴搏多湾中》和《鹭鹚》，给萌动中的国民带来了撼破传统的心灵感应。 　　这一海洋精神贯注于《女神》之中，建构起了一种全新海潮般滚动不息的动态美。郭沫若自言为“气韵”。他一改古典诗美中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间的微妙关合;没有“诗眼”之类需要白发苦呤的细细锤炼，而代之以整个诗句间不息的推动。恰如海潮般起伏动荡，其中传达出具有整体性的美的情愫。这种由西洋文明促成的审美心态与动态诗美构建的短暂统一，是郭沫若对新诗的最大贡献，实际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笔立山头展望》中写的虽是静止的现代都市，但在诗人眼里，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一般，竞成了躁动的海洋。他如《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均充盈着难以为常人所名状的海洋神韵，令后世仰止，难于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