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郭沫若的家庭既给他以丰富充足的传统文化滋养，又给他带来了民主、变革的新鲜气息。他生在四川乐山的沙湾镇，家中颇为富足，因而享受了家塾残酷的封建“教刑”，而山中聚集的讲义气、劫富济贫的“土匪”曾在少年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叛逆性格的萌芽。在小学和中学，都由于反叛的行径，数次被学校“斥退”。到了年青时代，使他极为反感并造成莫大痛苦的包办婚姻，更激发了他对旧礼教的痛恨。长兄郭橙坞是民主革命派，辛亥革命后，曾任川边驻京代表，促成了郭沫若出川和留学日本。

　　郭沫若天资聪慧，感觉敏锐，长于想象，感情异常丰富而易冲动，性格外向直露，浪漫开放，极富诗人天资。在日本，他接受了西学的浸淫，饱尝弱国子民的屈辱，也受到爱情滋润。各种西方思潮都引起他的兴趣：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还有东方印度的“梵”。在文学上， “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勤”(《我的学生时代》)。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精神却依然在郭沫若的个性意识中牢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屈原及楚辞在他眼中即是两千年前的“五四”，而陶潜、王维则被等同为泰戈尔式的冲淡。总之，“五四”时处于日本的郭沫若，文化精神上简直丰富到了繁杂的境地。而这正是“五四”时代精神之所在：西学东渐，除旧布新，感情激荡，充满理想。可以说，郭沫若的思想、经历、才情、爱情都合上了时代的节拍。所以，“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艾略特语)。

　　《女神》可谓“五四”时代中国国民大觉醒、大奋起，是狂热追求个性解放朝代潮流的集中体现。诗集中抒情主人公主体意识空前勃发，个性极度张扬，反对一切对于个性的束缚。作为医学院的大学生，他率真地用自然科学的公式将其对于诗的理解提炼为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特别把文字(语言)放在最后，仅仅作为形式(form)来考虑，而把直觉、情感和想象当成最为重要的因素。成就了他“狂飙突进”式的诗歌激情。请看《天狗》中的“我”：“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吞了，我把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巨大、强有力，是何等充满自信的人啊，是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象征，是勃发的主体意识与泛神思想结合的庞然巨物。他蔑视一切神的权威，能够踏破一切神定的规矩，砸碎一切礼教的束缚。藉此目空一切的狂想，在令人敬仰、俯伏的宇宙万物面前，诗人所具有的，也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审美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面对滚滚而来的洪涛，面对具有无限魔力似要将整个地球掀翻的太平洋，也只有超乎自然的“我”才能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