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文革”正在酝酿阶段。1965年2月，江青就秘密窜到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毛泽东也在不同场合说过“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之类的话。郭沫若从毛泽东复章士钊的信里得到了信息，这给郭沫若带来的心理负担是极为沉重的。

　　郭沫若是有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的，他同别人一样清楚，每次运动都要揪出几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场未实现的“笔墨官司”，已经使郭沫若的神经紧绷欲断。嗣后，出现了震撼全国的对史学家吴晗及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紧接着《红旗》杂志又点名批判了历史学家翦伯赞。这一切，使郭沫若那紧绷欲断的神经再也不堪重负了。

　　再嗣后，郭沫若就在别人尚较平静的时候，就举止失措，做出了“辞职”、“烧书”的惶惶然异乎寻常的举动。郭辞去中国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也包括了历史研究所所长;在作“烧书”发言时，还说了“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沉重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在批判“文艺黑线”时，把“什么历史家”也拉在内，是文不对题，还是心有余悸?“历史学者”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变得非常可怕，成了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