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一些偏见而发，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把握原则又剖分区别。他是这样谈及鲁迅的：“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虔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

　　短短数百字，勾勒出鲁迅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情况的熟悉程度。

　　对郭沫若，周恩来这样说：“郭沫若的时代，却稍微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在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对比了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之后，周恩来对他们的革命作用和文学成绩，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