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郭沫若的文化选择

时间:2021-08-31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人格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整体上看,郭沫若在会通中外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定型的生态文化人格,对其创作个性的形成与演变影响至深。可以说,正是生态人格与政治人格的颉颃互竞,形塑了郭沫若深具世纪性特征与文化复杂性的人格结构。具体而言,这种生态文化人格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文化创造激荡的青春品性。对郭沫若而言,这种独特的创造人格具有坚实的世界观意义,它深层建构了作家的心理及文格,因而成为破解“郭沫若现象”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一、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

  (一)传统诗学与人格塑形

  郭沫若的文化人格定型于二十岁之前的国内生活。在这段生命弧线上,郭沫若主要完成了旧学根底的训练与古代文艺的研习,孕育了素朴的诗性人格与主情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母亲的“诗教”与塾师沈焕章的“诗刑”(从对对到作诗),在幼年时期就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郭沫若坦言,私塾期间熟读四书五经的唯一好处,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①按照沈先生教诲,他从读《诗品》《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起步,逐渐登堂入室,遍览历代名家。其中,历代诗作中尤以《诗经》、屈原作品与唐诗对其影响最大。他青睐《诗经》中带有浓郁原始风味与民间生活气息的《国风》,喜欢屈原雄浑的诗品与人品,酷爱唐代诗人王维陶渊明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特别是他们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和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诗风,更引起他极大兴趣”,他曾评价陶渊明、王维的诗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③称誉李白诗篇富于神思奇想、色彩绚丽。在诗学方面,他表示发蒙时读得最早、最喜欢的《诗品》是其诗学观的“原型”。正如他后来所申明的:“在十岁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是关于诗歌和文艺上的准备教育。这种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几分把我定型化了。”在这种诗艺陶冶下,郭沫若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古典诗学两大主导诗风——冲淡与雄浑的欣赏与偏爱。

  刘毅青指出:“中国诗学是从自然审美开始,对自然的直观构成了中国人的审美起点。同时,中国诗歌的想象是一种自然的联想,想象并没有脱离自然的直观,想象与直观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这在中国诗学就表现为比兴艺术的高度融合。”显然,早期郭沫若的诗学取向、心理构造也可从自然审美、感性直观等生态视角得到确认。马秀琴就认为:“感受大自然诗性的内蕴和品格,是郭沫若作为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⑥故而当乐山、成都的“新式学堂”无法餍足他对新学新知的渴盼,古诗、古文就成了他泄愤排忧、安妥灵魂的最后栖居地。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他还以古诗为媒,风流自命、倜傥不羁。这不仅加深了他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原有联系,更强化了他与自然、与抒情文学的感情共鸣。郭沫若曾对这段国内求学生涯作过如下总结,“这使我在四川陷到了二十岁,类似强迫地奠定了我的对于旧文艺的基础。”刘易斯(Lewis)认为,“在社会和地理流动几乎不存在的时期,以及文化变迁速度很低的时期,文化趣味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趣味是在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获得的,在长大成人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郭沫若在留日之前,在川省的生活环境大致就是一潭死水,而在他性格形成的青少年阶段,就身处这一较封闭的文化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早年文化趣味、人格精神的终身性。正因如此,当青年郭沫若来到社会和地理流动频繁,文化变迁速率加快的邻邦日本时,尽管能够与那里崛起的和上升的文化风格相匹配,却未能根本改变其饱读诗书的才子性格。故此,十年留日期间,他弃医从文的动力,译介、效法世界文豪的眼光,向“东方未来的诗人”(田汉语)的跨越,“开一代诗风”的文化资本(如浪漫主义、自然本位、艺术直觉、宇宙意识、生态情结等),无不可证之以中国抒情文学的诗学尺度,或可由此追溯其创造的灵感与源头。

  (二)世界文艺与“六经注我”

  郭沫若与世界文化(文艺)的渊源可追溯至童年时代。戊戌变法后,欧风美雨洗礼神州大地。塾师沈焕章锐意改革、引进新学,采用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新式教科书,在峨眉山下的偏僻乡陬“独能开风气之先”。②此外,家塾中还有省城读书的兄长所采集的《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新学书刊;在乐山读书期间,有机会阅读梁启超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严复译的《天演论》与《群学肄言》、“林译小说”等,他对《迦因小传》、《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通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感印很深,尤其对司各特(Scott)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发生“铭感”,称该书对自己后来的文学创作倾向“有决定的影响”;在成都求学时,通过学校的英文课本读到美国诗人朗费洛(Henry Wadsworth Lorgfellwow)的《箭与歌》,令其领悟到“诗歌的真实的精神”。④然而,在郭沫若的性格塑形期发生的这种影响尽管深远,但相较他留日期间对东西方文化的广博汲取,国内所受的世界文艺陶冶则更多地体现在导引层面。   东瀛留学期间(分为东京时期、冈山时期、福冈时期),特别是从冈山时期开始,郭沫若大量阅读了泰戈尔、海涅、歌德、席勒、雪莱、惠特曼等人的诗作,以及北欧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并编译了《泰戈尔诗选》《海涅诗选》,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雪莱的《云鸟曲》《西风歌》等诗作。他倾心泰戈尔诗作的清新平易与创作的泛神论,醉心海涅诗歌的“丰富的人间性”与“近乎自然”⑤的情调,亲近歌德的泛神论与“主情主义”,喜欢席勒历史剧对诗意真实性的强调,推崇雪莱“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⑥诗风,陶醉于惠特曼《草叶集》那雄浑、豪放、宏朗的格调……显然,上述文学巨匠之所以为郭沫若所钟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较为相似的艺术个性,有着发生“视域融合”的文化交集,即他们都相当重视自然审美意识与生命意识,极具生命创造个性、浪漫抒情气息与生态整体主义精神。卢卡奇曾以国别为单位对此作过如下阐释:“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郭沫若接受世界文艺的“期待视野”无疑也可作如是观。也只有从艺术家主体性质出发,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西方文学流派和灿若天上星辰的西方文学家中,以惠特曼、歌德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最大”。正是在会通中外诗学资源的美学体悟中,他跨向了更高的诗学追求,既不满足“诗丽而不雄”的海涅,也不满足“诗雄而不丽”的惠特曼,而以雄丽兼备的歌德为典范,在与时代精神的关联中“杂取种种”,“化”出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体,这个主体“爱自然的壮美,也爱自然的幽远”,“爱自然的欢乐、奔腾,也爱自然的恬适,清宁”,这个主体横绝天宇、变化万千、气势磅礴、激情四射,向外能吞下宇宙,向内能自噬其体,一如诗人所创造的“女神”“凤凰”“山岳”“海洋”“太阳”“宇宙”“天狗”“匪徒”,掌控着超越所有时空的绝对自由、无限活力,不仅实现了对“雄”且“丽”的诗美追求,也实现了伟大诗魂对晦暗人间的无穷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