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力图走在时代前沿的郭沫若，当然也就不会一直葆有“好风凭借力”的得意。他也会随着历史进程的跌宕而沉浮，甚至陷入到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情境中。他的浪漫精神可以演绎出崇高，也可能会遭致骂名，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两次“凤凰涅槃”即是如此。

　　郭沫若精神个性中执著现实的一面，使得他的理想主义从来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空洞的呼唤，而是渗透在实践意识中;他的英雄主义也不是仅仅在文学作品里“夫子自道”的自我表现，而是充盈在行动意志中。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创造精神。

　　青年时的郭沫若曾迷恋过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郭沫若则说：“让我们从上帝贪懒偷闲的第七日上做起。”“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这样做的：他秉着一股“创造者”的热情，要创造新文学，开拓新诗歌，用现代思想阐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力图以“文艺复兴”式的努力从事现代思想启蒙，希望借此而使中华民族获得“性灵的复活”。“五四”以后他还是这样做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投身北伐军旅，直接参加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亡命日本时期他仍然是这样做的：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之先行者;进行古文字研究，在草创期的甲骨文研究领域成“甲骨四堂”之一……

　　对于传统思想文化，郭沫若主张“利用我们的优秀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对于外来的科学文化，郭沫若很早就提出：“翻译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他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剪裁，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纵观郭沫若一生，古今中外他涉足诸多领域，其兴奋点总在不断转移，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方面如此，在历史学、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如此，在社会活动领域同样如此。虽然他不一定在每一个涉足的领域都做到最好，但他都是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心态和追求去做了，并且总能有所创新。　　随着时间、学识、阅历，还有客观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郭沫若曾有的冲动、孟浪、无所顾忌，渐渐被消融了，但是贯注在他浪漫激情中的创造精神依然如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沫若热情呼唤科学工作者：“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不然，人生之旅就太循规蹈矩，太平淡乏味了。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传统文化的民族，否则就容易失去活力，失去创造精神。这应该也是郭沫若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