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一精神特质，贯穿其一生未曾改变。在他的诗人品性中，最核心和最可宝贵的是浪漫主义精神。这并不是诗学和审美意义上的浪漫，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浪漫精神的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其主要内涵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女神》中，郭沫若借“女神”再创世的神话，热烈呼唤理想世界的创造：“我们要时常创造些新的光明新的温热”，“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形象：“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个“大我”就是“女神”，就是创造新世界的英雄。《女神》歌唱的主旋律就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郭沫若的精神世界中，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表达的是诗人关于人生、社会的思考，英雄主义表达的则是关于自我的思考。英雄主义以理想主义为寄托，为追求;理想主义则靠英雄主义变为可能和现实。所以《凤凰涅槃》反复咏叹“一切的一”与“一的一切”，“生动呀”，“和谐呀”，“悠久呀”!郭沫若在那时还只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但他追求的是理想自我的实现：塑造“圆满的人格”，涵养“美的灵魂”，在“灵与肉”两方面都发展到完满的地步。有了理想自我的实现，从这里出发，才有理想社会的实现。

　　应该说，英雄主义是郭沫若浪漫精神中极具个性特征的内容，没有英雄主义，也就没有郭沫若的浪漫。它甚至凝结为一个英雄崇拜的情结，流淌在诗人的血脉中。它在郭沫若此后的文学创作、革命活动、学术研究，乃至其人生行旅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或隐或显地发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