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后期：1982——1984

　　后期顾城写作寓言诗数量减少，诗篇共18首，并且诗歌在形象意义方面也呈零碎状态，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这时期的诗篇有部分是批判“只有语言，没有行动”的空谈行为，如《副上帝的提案》《人鸡之战》《一种准备》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寓言诗的故事性虽然不如前两个时期强，但思想深度却增加了。诗人放弃了前两个时期诗歌的直白式的讽刺，而是将思想意义蕴含在文本深处，使寓言诗可供开掘的空间更大。例如《走了一万一千里路》，写的是一个小男孩走进峡谷，向炮兵连长借车去“赶救主基督”，而连长说：“不，我不糊涂/我是连长，要回连部”。这首诗看起来很平淡，实际上蕴含的意味大大超过了诗歌语言。小男孩走了一万一千里路去借车救基督，但连长却认为小男孩在欺骗他，认为“回连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主基督”是信仰与神性的化身，连长的做法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人”对信仰的无视与淡漠呢?诗人没有明确地表明自身立场，而是通过这首诗让读者去反思。

三、顾城寓言诗语言特色

　　顾城的寓言诗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他的诗并不故作高深，也没有说教色彩，而是通过一个个有关动物、植物乃至人类的小故事来表达哲理，通俗而不落入庸俗。他的寓言诗不仅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更多的是为了给成年人一些人生的启迪。同时，顾城将“寓言”与“诗”两种形式完美结合起来，使他的寓言诗既有寓言的故事性与幽默诙谐，又有诗的节奏感与“诗性”的语言，从而实现了语言上的创新。

　　1.通俗易懂，情节性强。

　　顾城的寓言诗大多是通过“讲故事”来阐发哲理，表达自身思想。为了“讲故事”的需要，诗人并没有运用晦涩难懂的诗句，而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使得诗歌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如《两把铜壶》，此诗讲述了一个“响水不开，开水不响”的道理，没有上纲上线故作艰深，就是用平易的语言把意思“表达出来”：“乱叫的壶中/水还半温不凉/不响的壶中/却已沸波荡荡”。

　　此外，顾城的寓言诗在语言安排上还注重情节性。他的寓言诗往往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有起因、高潮和结尾。如《大猪小传》，开头就介绍了故事的起因和主要角色：“金色的春光铺满大地/千百种鸟儿在展翅比翼/这时却走来一只大猪/声称要夺取比赛第一。”然后，诗人又讲述了“大猪”怎样“飞天”的过程，将故事推向高潮，最后又说明“大猪”实际“飞”得最低，在诗歌末尾表明了自身态度：“所以如果谁也有这种荣誉/最好还是不要夸耀、吹嘘”。使得故事情节在诗中得到完整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