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2年，我们有机会在荷兰一见，并共同参加了“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届诗歌节以中国诗人为主，我记得还有北岛、杨炼、多多、翟永明和王家新等人参加了，我们还见到了张枣。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一天会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引来了几个好奇的醉醺醺的黑人酒鬼。那几个酒鬼年轻力壮人高马大，他们一把抢下顾城的帽子，互相扔着，开心地戏耍。而顾城则被吓得抱头鼠窜，扎进了人堆里。我真觉得他太丢人了，上前帮他要回帽子，而后又劝他把那顶招事的破玩艺扔掉算了，但他却难以割舍。

　　1993年2月我们又在德国一同参加“柏林艺术节”。顾城当时就住在柏林，他是被德国一个基金会邀请去住一年的中国作家。组委会的人希望我能住在顾城那里，这样我的那笔用在饭店的钱就可以省下来帮助顾城。我没意见，顾城也愿意，我就在他家住了几天。可这几天却打乱了顾城平日的生活习惯。听谢烨讲，顾城最烦有客人来他家了。他当着客人的面儿还挺客气，可只要客人一走，他总要不满地唠叨几句。我住在他家他也没办法。那几天每天都有一大堆朋友登门拜访，我总不能把他们都拒之门外吧?再说这些朋友个个跟顾城也熟，顾城和谢烨只能热情款待。

　　我们喝酒聊天常常到很晚，顾城总是站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他不喝酒也很少言语，倒也没显出不开心的样子。有时，我劝他喝上一口，他便接过杯子抿一抿。我想这也许是顾城一生中在他家里度过的最热闹的日子了。

　　最热闹之后，等待他的便是最永远的寂寞。因为没过多久，他和谢烨就出事了，俩人死在了新西兰，各自分葬于激流岛。　　还有许多事和有关的细节我就不想再说了。我只是遗憾又很无奈。多么活生生的两个人啊，这又是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