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作家们在斯大林时代大多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悲剧无非是两种：一是被逮捕、被杀害、放逐西伯利亚;另一是被迫在一定程度上对极权者做出妥协，甚至为极权制度做过某种服务，先有高尔基，后有法捷耶夫。尼古拉病得早、死得早，没有来得及完成悲剧的全过程。

　　从加林娜的回忆可以看出，尼古拉对极权制度的反叛，说明他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只是不受压迫，吃饱肚子(不虞匮乏的自由)，还有更神圣的东西：民主、自由、人性的尊严、精神的彻底解放。他没有追求阶级专政，没有追求苛政暴政。他过去所追求的，没有错，无须悔;对于斯大林建成的极权社会，他没有顺从，还谴责了，他仍然没有错，无须悔。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尽管也盲目地向往过苏联的“幸福社会”，但其所追求的决非什么斯大林式的极权专制社会;他们热切追求的无非是不愿当亡国奴，要求抗日;反对专政，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时他们追随共产党，只是因为共产党当时的纲领(被称作“最低纲领”)适应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曾读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读的多是通俗性的进步书刊)，也不知道中共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既不知道斯大林的暴政，也从未料到中共解放后一段时间实施的“左祸”。在我所接触到的那个同时代人当中，极少对他们当时的追求有所悔的;至今他们还在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而奋斗着，也仍然无所悔。这就是我所以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语深为感动的原因：“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在叹服尼古拉一生的完美时，不能不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个人迷信时代所表现出的盲从和暴政下的屈从感到脸红。既有损害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无休止的“检讨”，也有对“同类”无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类似的人不能说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间有一段甚至是“丑陋”。这是无法与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悔的一生相比拟的。也许，仅仅是由于认同了“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才被人们美称之为“两头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