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与忠君、爱国、惜民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身前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御边，二是新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战事复燃，范仲淹临危受命，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后迁龙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御边的过程中，范仲淹在战略上主张：“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的办法，积极整顿军备，坚持以守为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范仲淹的御夏方针，为许多朝臣和将帅所不理解，一时被讥为怯懦。仁宗急于求成，采用了主动出击的建议，结果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二战中损兵折将，大败亏输。痛定思痛，仁宗才决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事实证明，范仲淹坚持的战略是着眼现实和长远的最佳御夏方案，在范仲淹和韩琦的主持下，边城日固、士气日盛、军备日精，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初步构筑完成，战局开始有了变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觑宋军，当时民谣可以为证：“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此后，宋夏于庆历四年(1044)和议，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范仲淹稳妥积极的防御战略取得实效。

　　宋仁宗赵祯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善始不终。与西夏的战争久不能胜，使他认为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宁。这也并非不正确，只是时机把握不准。当战事稍停，他不顾西线战略功亏一篑的危险，于庆历三年(1043)四月，紧急调任范仲淹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不久又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择官长、厚农桑、修武备”等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改革吏治的措施，这也确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施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然受到阻挠，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贯的，他为民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任职泰州(今江苏泰州市)时，由于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当海潮泛滥，往往农田洗荡，牲畜无存。看到百姓不堪其苦，他心急如焚，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经过官民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在天圣二年(1024)，一条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大堤终于横亘在洪水猛兽面前，外逃居民纷纷重返故园，生产迅速得以恢复。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市)一带从此水旱无忧，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捍海堤取名“范公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