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牧诗作艺术技巧】

　　从艺术技巧来说，杜牧摆脱了汉魏六朝以来用五古进行长篇铺叙的传统，发扬杜甫用七律吟咏史事的新风，还写了很多艺术概括性很高的咏史七绝，为后世的咏史诗在体裁和艺术技巧上开辟了新的道路。

　　自班固的《咏史》以来，咏史诗的名家名作很多，如陶渊明，左思等，那时七言体裁尚未成熟，咏史诗主要以五言古诗为主，如陶渊明的《咏荆轲》、左思的《咏史》系列。艺术手法也比较单一，主要是铺陈史实，杂以议论。杜甫开始用七律吟咏历史，如《蜀相》《咏怀古迹》等，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开始用七绝咏史，杜牧之诗有“二十八字史论”之称，七言律绝咏史诗在质和量上都大大提升，臻于大成。七言律绝由于其体裁比较简短，对仗要求工整的特性，不便于完整周详地叙述历史事实，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如何在方寸之间传神写照，俯仰今古;如何把史的思想性和诗的艺术性有机结合起来，这给每个咏史诗作家提出了一个难题，这也正是杜牧咏史诗的艺术成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