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诗歌系统地表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人心情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这种“情以物迁”的情感意识。而且，中国文化中天道的整体性对中国悲剧意识有着直接的影响，它给悲的存在以合理性。它肯定悲是人的基本情感之一，不但人有悲，人还可以咏其悲，天也有悲──自然界阴阳惨舒，秋，也就成了天道之悲的承担者。悲与秋在功能上是相通的，是互感的。同时中国文化常让人生在世的悲剧情怀在一年一度的秋色里得到集中的抒发和沉思，所以，悲秋就成为了中国悲剧意识的一个固定模式。秋季烟霏云敛，秋色显得惨淡;秋风砭人肌骨，秋气显得凛冽;叶落草枯、山川寂寥，秋意更显得萧条;枝叶飘零，疾劲秋风呼号凄切……，这是人们对秋天的一种理论上的把握。同时也因为人的感伤情绪在心灵深处会形成一定的情结，自然景物与其碰撞则产生情绪的抒发泻流。在往复抒发中就容易形成一种情感集聚的固定接受物;在杜甫的诗中，自然景物的秋本就与人生的悲是相对应的，因此，悲秋也就成为了他的诗的悲剧意识的一个固定模式。

　　杜甫的悲秋意识的特点是以变化的自然意象，使得在文化天道的循环中得以直线性显示出来，从而引发一种自我的时间意识;以萧瑟、冰凉、寂寞的自然意象引发自己已有过的、正经历的和将有的感伤经验。在“我”的时间和“我”的感受中把人生的最高理想，对美的追求和“致君尧舜上”的追求感受推向时运意识、把天道的循环中的个人被抛弃地亮显出来。然而带着时间之悲、追求之悲和时遇之悲的悲秋模式也仍然是按照中国悲剧意识的总方式运行的，一方面它显示了个人在天道循环中被抛弃的最深沉的悲，另一方面在这最深沉的悲中又包含着对天道的最深的信仰。在杜甫晚年的《登高》一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