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多年的奔波后，杜甫终于得到了一个官衔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握武库兵器和门禁钥匙的八品小官，但他所做的官却连家庭的温饱都不能保证，他的幼子在他的任职期间饿死──这于他的才华与青年时期的自许，简直是一个讽刺。与此讽刺相呼应的，是盛唐亦进入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末期，这一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变，从此，杜甫与他的家庭被抛入了战乱的漂泊，挣扎，其涉及的时间之漫长，距离之遥远，地域之辽阔，处境之艰辛，都是世界大诗人中罕见其匹的。而作为补偿，诗人的生命与诗篇亦由此坚实地走向了伟大的阶段。虽然晚年成都草堂的数年岁月，还算平静，但诗人仍是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与孤独之中，他完全是凭着一种伟大的诗歌信念在支撑着自己──他不可能象今天的诗人作家们这般动辄地考虑名声或市场。公元770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湘江的一条破败的小舟里，贫病中的杜甫默默地停止了呼吸。以上的叙述对于一个伟大的生命而言，或许过于简略，而历史最终为他所冠的“诗圣”二字，却是恰如其分道尽了一切。我曾写有一首十四行诗《杜甫》，但渺小的文字实在不配他的伟大，只是表达了对这位伟人的敬仰：

　　看群山脚下浮动/倦鸟归入青霭/而你岩雕般转身/由盛唐的溃疡/踏入遍地烽烟/在明月硕大的泪滴下/忧郁焦黑的家园/无数飘泊的亡魂/一杯浊酒中相聚/你从容饮下人间苦难/吟出星瓦铺排的诗句/成灿烂的天穹/并向时间深处/垂下一座风雨广厦

　　在大诗人中，五十八岁的年龄，远算不得高寿，然而，特殊的时代遭遇，际遇，以及他从不间歇的创作，创造，却给我们以极其漫长的感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四百余首诗歌，而他的生命，也就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些永恒的诗篇之中。这种生命与诗篇，是人类可遇而不可求的，均衡的天才，健全的人格，理性的生活，以及在不同的阶段，发散着不同光泽的火焰，并且愈至晚年愈纯粹。杜甫是一个民族的身心状况俱佳时的伟大产物，他的诗篇，与他的诗篇和生命所合成的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同样的伟大。如果就此角度对文学史做一番梳理，是颇有价值与挑战的，如，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大诗人瓦雷里，被博尔赫斯推为欧洲文化黄昏的象征，而与艾略特，里尔克并列，但博尔赫斯同时又承认，瓦雷里的诗篇不及艾略特，里尔克的生动，有力;而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小说诗人普鲁斯特的《追忆消逝的时间》，被列为二十世纪的巨著之一，但他的弱不禁风，闭居幽室的生活，却又难以与之对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南宋大诗人陆游，论纯粹的诗歌成就，无疑不能对称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的象征;而晚唐李商隐辉煌的诗歌成就，比之于陆游，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但它与李商隐的生命所支撑起的一个“夕阳无限好”的诗人象征，却无法超越陆游。我的文章进展至此，已不觉地欲逸出文学，文化之外，我警醒地收住笔，还是想留给另一篇文章或有兴趣的朋友去发展它。但敏感的读者或许已由前面的文字猜想到，我是在试图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的民族诗人与文学代表。是的，这是一个禁不住的诱惑，全世界都是如此，英国推出了莎士比亚，德国推出了歌德，俄罗斯推出了普希金，现在，我想为中国推出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