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历史的文化渊源之外，唐代的社会，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现实渊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务实的一种。儒学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来安定社会秩序、协调各种人事关系的学说。但在魏晋以后，儒学渐被以玄谈务虚的玄学所代替，处于边缘的地位。唐代建国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但对道、释他也同样加以利用。由于他政治上开明、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鉴录》，《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

　　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会的前期，继承了太宗的开明政治和文化政策，重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兴利除弊，毁玉沉珠，生活节俭，勤政爱民;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为主的绥边政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为中心，兼倡道、释，还采取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促成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时大唐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厝玄宗的“开元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后世所企羡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宝后期，逐渐地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盲目扩边，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赖以治国安邦的儒学削弱和边缘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谐。安禄山、史思明等分裂分子野心膨胀，乘机扩张势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生长于盛唐之世，从小就树立了安邦济民之志，把“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和谐社会视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天宝后期及安史之乱后，虽处以乱世，目睹时艰，但却未丧失信心，时时处处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谐社会为理想支撑，加以追怀，并以此作为复兴大唐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力争大唐早日恢复往日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