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亲近人民，在杜甫那“诗圣的襟怀”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喜雨》)，若非关心农民和农事者，是不会如此渴望甘霖的。而《又呈吴郎》，则是诗人煞费苦心写出的一首劝言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为了寡妇打枣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小事，诗人却于平凡中深刻地揭示了陷人民于水火的社会根源，这不是杜甫忧国爱民伟大情怀的自然流露吗?

　　为了躲避战乱，早已遭贬罢职的杜甫，带领全家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远离中原的蜀都平原。在许多亲友的资助之下，诗人选址在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一座著名的杜甫草堂：“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不料，次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场秋风裹着秋雨，无情地将茅屋吹破，同时也催成了杜甫一首表现着诗人崇高理想和博大胸怀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秋雨之夜，诗人的思绪，并没有局限在自己个人的恩怨得失，也没有拘泥于一座茅屋的残破漏雨，而是推己及人，由自己的不幸遭遇联想到了处于同样境况中的“天下寒士”。正是因为这样改变现状和济世救人的崇高理想，正是因为这样牺牲个人和幸福他人的思想境界，晚年的诗圣才更由衷地显示出他感人至深的博大胸怀，这首诗也才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上，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并非少数。但是，能够像杜甫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或无论“处江湖之远”都能始终如一地忧国忧民之人却不很多。尤其在个人命运多舛、朝不保夕的困苦境况之下，尚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国为民而忧乐，则使人尤感敬佩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