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甫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

　　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道“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他的《兵车行》在“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无奈及沉重的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些诗句字里行间。都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

　　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的情怀，在很多诗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甫诗作“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我们看杜甫的《登高》一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在苍茫邈远、空阔无依的天地之间，诗人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蹒跚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用一个“常”字，可见诗人滞流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诗人身体衰弱，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走之蹒跚艰难。杜诗中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像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下来的危险。诗中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休戚相关。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中、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他最终形成了这种 “沉郁顿挫”的诗风。可以说，历史成就了杜甫的“沉郁顿挫”，也成就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