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时间:2021-08-31

  王夫之对杜甫有许多负面评价,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初大师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又说各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其中王夫之好以“名理”之学“攻王学甚力”。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名理之学”即今天所谓哲学,诗学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看待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要从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将王夫之还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则可以发现,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体现了他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对只知学杜却不能正确学杜的明代诗人多有批评,由此对杜甫也有诸多负面评价。这些评价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评价特别是对明代学杜之风的批评,也确能见出王夫之独到的诗学眼光和意在扭转旧学风的担当意识。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