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