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浊酒”意象蕴含的思想内蕴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二)：“域中自庄生以还，只颂酒德”，随着时代更迭和社会状况变迁带来的个人内心情感的变化，酒在历代诗人心目中已获得大大超越其本身的原始的作为饮料的内涵，而成为一种包含多层文化和思想内蕴的复合体，钱老先生的这句话也是由酒这一单纯的已经道出了酒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演进中的这一特质。 “江湖”和“庙堂”历来都是知识分子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痛苦的根源，或借酒佯装癫狂避世自隐，或携酒横刀立马的建立军功，酒成了古代人类物质文化形态和个体心灵审美创造主客体融汇的特殊凝结物。这对于杜甫这位从小就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现实主义诗人来说，这一点就更加表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他饮酒诗中的“浊酒”意象。

　　就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杜诗中对于酒的称呼是个人情感在客观事物身上的映射。诗人自天宝14年安史之乱爆发，就开始偕家小由奉天先到白水，由华州往泰州，中间又辗转多地直到夔州，这期间遭逢贫穷和战乱，在这样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诗人没有能力买好酒，所以他诗中的“浊酒”也合情理。但在这期间，杜甫也曾多次受人接济酒肉饮食，所以也不排除他内心凄凉苦痛，而感觉他喝的酒因着人之色而由“香”变为“浊”。对于文人特别是像杜甫这类志在“兼济天下”的人来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些外在的生活上的困苦都是可以忍受的，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苦痛。杜甫是社会的良知，当他看到百姓的苦难，国家的破败不堪之后，即使是玉盘珍馐，琼瑶美酒在他眼中也只是糠糟浊酒了。他的名作《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是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在夔州时所作，正值九月九日重阳佳节，诗人登高远眺，临风怀想，天地一儒，只能形影相吊，此为孤独之悲，异乡漂泊，多病残生，因病断酒，添愁惹恨，此为断饮之悲，一“浊酒”写出了诗人此时此刻在此情此景中万悲于心头的潦倒，生活在当下社会环境之中的诗人也就再也吟不出“春酒杯浓琥珀薄“这样的诗句了。

　　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杜甫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之下的“奉儒守官”的思想消解了酒在一般意义上带给诗人的狂放洒脱的印记，而变为带有沉郁哀伤色彩的“浊酒”意象。从杜甫的十五世祖开始，几乎世代都在当朝担任大大小小的官职，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中的杜甫就不可避免的表现出对官职的向往，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是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莫砺锋先生更是做过非常精确的计算，提到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了“儒“字。也许正是儒家文化在根源上对于杜甫的影响，他没有沉溺饮酒佯狂自醉，而是用一杯浊酒掩盖了政治的无情和自己的无奈。　　第四章 结语

　　贺拉斯说：“不喝酒的诗人写不出千古流芳的好诗”。托穆尔说：“酒是诗人的骏马，跨上它，可以遨游环宇”。酒是连接诗人与社会，连接社会和诗歌，连接诗人和诗的桥梁。

　　诗酒风流，有酒处也多有诗。文人多饮酒之人，也大都是醉饮，所作的诗也是写己怀，杜甫饮酒也多醉饮，但却是身醉而心不醉。他在诗中写酒，借助酒的参与，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但是诗人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仍然热爱国家，关心百姓疾苦，在高蹈独立的酒兴中沉思当下，心系人民，酒不是他忘却现实苦闷的“腐肠贼”，而是把诗兴导向更广阔空间的引路者。

　　杜甫饮酒诗中的浊酒意象给我们展现了更为真实深刻的唐代现实状况，他的饮酒酒诗是他心路历程的反应，而这浊酒意象则是杜甫更为深刻的灵魂，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与酒为友的另一个杜甫，展现了他作为时代脊梁的更广阔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