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忆性视角

　　回忆是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是对曾经存在事物的一种体验和反思。汪曾祺也曾指出，“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 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迟子建小说中，回忆常常是迟子建讲故事的主要形式。回忆是现在对故去生命中美好诗意瞬间的审美救赎，是小说创作的内在精神力量。回忆视角成为小说创作的常见形式，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师陀的《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苏童的《桑园留念》、《回力牌球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只有一个太阳》等作品中对自己的回忆有着独特的表达，试图通过往事来构建小说的情感结构。

　　作者常常回忆到自己的童年时代，以儿童的眼光和思维去描述自己的故事，小说《北极村童话》中，“我”是小说的主角，以“我”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来抒发情感。“我”因为淘气、爱说、不听话被送到乡下的姥姥家，在这里“我”捅蜂窝、采猪食、捕鸟、做泥人和喜爱的傻子狗一起玩耍等记忆中的琐事。这也是迟子建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以儿童的天真可爱描绘世界，在经验上回到过去，回到过去的情景中，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是一部童年的自转性叙述。迟子建淡化了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用童心透视生命形式，真诚的情感流露更多地是对美好、理想社会的向往。

　　同时迟子建也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小说同样采用回忆的视角，用诗意与怀念的眼光去打量民族的盛衰。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开头以第一人称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额尔古纳河右岸曾经发生的往事，凭借自述者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和痕迹来给读者讲故事，感情强烈的部分就记忆牢固，感情肤浅的部分就记忆模糊，这也是符合常理的。文学艺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回忆中抒情，使文学作品更加饱含人生哲理和感悟。小说也像一部日记“我”作为故事的书写者，同时也是故事的人物对自身情感进行观察和剖析，使“我”讲的故事变得富有传奇色彩，也由于“我”可以深入内心世界，才能传达出微妙的情感。自述者是在族人搬迁的过程中穿插着讲述着部落曾经发生的一些往事，迟子建把人们从清晨到夜晚搬迁的场景刻画的很真实，其中加入了自述者的情感波动，根据政府的新政策，族人都去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只有“我”不愿意离开这里，用一些值得思念的物件去回忆往昔，字里行间之中流露出“我”对这里的留恋之情。正如黄秩提到：“回忆中远逝的乐园般的情景引起审美主体的审美快感，让被现代技术‘污染了思维的人们重新找到敞开心灵的自由空间，使叙述者获得自我精神压力的缓解和挫折感的释放，以一个消逝了的乐园对抗现实，在对现实的颠覆中一个理想的文化图式和生存图式跃然而出，生活的审美于是升华为艺术的审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