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是我国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0年前,她和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组成了家庭,度过了4年幸福的婚姻时光。不幸的是,黄世君因车祸英年早逝。迟子建遭遇人生重创,但她没有在痛苦和追忆中沉沦,而是把深厚的感情注入笔端,写就长篇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此告慰丈夫,寄托对他的深切怀念……
2008年11月,《额尔古纳河右岸》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迟子建在领奖时深情地表示:“我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姗姗来迟的幸福穿透云层的晴朗
我196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我的母亲李晓荣是上世纪50年代乡广播站广播员。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爱好诗文,酷爱三国时期曹植名篇《洛神赋》,因曹植又名曹子建,故给我取名“迟子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到我家叫“迟老师”给写对联,我从小就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
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在那个广阔的空间人的感觉就很渺小。读书起,我就喜欢写作文,故乡的森林、河流、清风和明月给我无尽的灵感,童年的木刻楞房、白夜、极光,这些图景深深刻入了我的心灵,给我的人生和创作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1981年,我考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在风景优美的校园里度过了3年大学时光。师专毕业后我回到山村,先后在永安学校、塔河二中任教。
1985年,我去参加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的小说创作班,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由此我正式走向文坛。
1987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我分配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在《北方文学》做编辑。来到美丽的哈尔滨工作,北极村和我苦涩而清香的童年都告别了……我的性格比较沉静,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每天写作时,我的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5点,我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时光在每天的工作和写作中静静流淌,不知不觉我已经33岁了,偶尔我也会在闪念中期盼有个人与我分享生活的美好。
1997年,我和到哈尔滨开会的同学黄世君重逢,当时他任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委书记,一个人拉扯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1998年,34岁的我和黄世君组成了家庭。在家乡,一大清早,为了看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们用手指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过它去看曙光。窗外,橙黄色的曙光,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弥漫,在霜雪的缝隙中,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将我温暖包围。
婚后,我往返于千里之遥的塔河和哈尔滨之间,一边写作,一边陪着丈夫。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激起我的创作热情,70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种温暖幸福的状态,我是没有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
我和世君结婚后虽然经常两地生活,但彼此关心、志趣相投。我们都热爱大自然,只要在塔河,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要出去散步,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极其丰富的,对自然界风霜雨雪的变幻与我一样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感慨。我们最常去的是呼玛河边,他喜欢拣那些扁圆的石子打水漂,我则帮他数一共绽开了多少朵水花。
世君说总有人问他,你娶了个名人做老婆,她会做饭么?听他的口气,很多人把我想象成那种只知道做事业、生活上一塌糊涂的女人。其实只要我没有特别重要的活动,总是回到老家来陪伴他。每天他一下班,屋子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饭菜也已做妥。每逢学校的寒暑假到来时,我会推掉一切笔会的邀请,赶回老家带他和前妻的已读中学的女儿,为她找辅导老师补习功课,有时与他女儿谈心到深夜,希望她能理解我对她的一番苦心,好好学习、朴素求实、不慕虚荣。世君总是很知足地对我说:“我真有福,娶了你这么个好老婆。”
2001年4月初,我觉得脖子发木,转动时能听到“咔咔”的声响,好像谁在里面给我安了一台发报机。颈椎CT片子出来后,医生说我颈椎的3、4、5节都已变形增生,说我这算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了,据说按摩对缓解这病很有好处。自从查出了毛病,只要和世君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给我按摩一会,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
世君是一个认真务实、热爱学习的人,他捡起了英语,并考取了中央党校法律研究生院。世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利用五一长假去北京看他,他一再叮嘱我不要忘记带结婚证。结果真是可笑,我们去越秀大酒店住宿登记时,掏出了结婚证。服务员用打量乡下人的眼光看了我们几眼,嘴角浮出轻蔑的笑容。我讪讪地收回了证件。进了客房后世君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说世风日下。我说很喜欢看他愤世嫉俗的模样,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我们互相哈哈大笑,然后我挽着他的胳膊出门去看北京街头绽放的白玉兰,明丽的阳光下,我觉得我自己幸福得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