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生命尊严最重要

时间:2021-08-31

  她来自于中国最北端的北极村,她的文字从自然中缓缓流淌。她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中,敲响警钟。她如何承担苦难?什么是她的恐惧和幸福?她如何面对死亡?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向读者敞开心扉。

  编采手记:穿越城市面见老友

  从国际台坐上出租车,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迟子建在怀柔开会的地方。当我离开的时候,看着我们谈话时一桌两椅在窗下的剪影,突然有点想念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那一个地桌和半瓶旧酒,魔术师的妻子就是在那里和蒋百嫂聊着,喝着,直到夜凉如水。我很希望我们的谈话也可以是在一个夜晚,借着酒劲,不要录音,也许那样,还有更多的话题。

  不过已经要知足,如果对着镜头,两个女人也很难轻声细语地说着内心的感受。对于迟子建的采访我并没有当成采访,我觉得穿过巨大的城市,去见的是一个素未谋面但已经熟悉的朋友。她的作品很多,但当我们要向世界推荐一部作品,是哪部?她说:让他们看《额尔古纳河右岸》。

  我不希望鲜活的少数民族变成遗址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爱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倍尝艰辛,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这当中的故事就来自迟子建笔下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记者:是不是提到生长环境,你从小就跟《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部落离得很近?

  迟子建:嗯,很多读者可能认为我是完全凭借采访或者是什么,那个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东西。其实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它意味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我熟悉之极,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没有这个背景,我想我没法去写这样的小说。

  记者:所以尤其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时候,可能会更顺畅地把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东西表现出来。

  迟子建:嗯,融入一些自己的情感。

  记者:你去国外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很有共同处境的,就是所谓当地土著的那种人,整个地球上,很多个不同的角落,都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在上演。

  迟子建:当然了,写这个长篇也有这方面的触动,就是在澳大利亚,我曾经去了一个月,在达尔文市,它是北部很干旱的地区,当地的土著,政府把他们请下来,也是在一个部落里面,下山以后,政府也给了他们补贴,生活上有保障,可是他们把这些钱基本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了。我每天晚上去海边散步,在海边公园里就看到那些土著,他们肤色黝黑,胳膊特别的细,但是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是鼓着肚子。

  记者:肚子鼓鼓的?

  迟子建:对,很有意思,他们有的乞讨,有的在那儿卖画,整个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的那种状态,是一种颓废的,向下的,糜烂的那种生活状态,我特别痛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生活。是什么让他们变得没有尊严?因为我觉得生命尊严是最重要的,我想主要就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他们不该融入的生活当中,他们才会产生这种情态。

  比如说,2005年我曾经和刘恒去爱荷华三个月。后半个月,写作中心组织作家们旅行,领我们去密西西比河畔。有一天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今天去山里,去看印第安人的遗址,我还挺兴奋,我说好,今天可以看到印第安的遗址。结果我们爬山,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山里,走了很久,他们指着山崖畔的几块很小很小的石片告诉我们,那就是印第安人的遗址。现在想来,其实并不可笑,就是说,我不希望一个文明社会把一个鲜活的少数民族,或者被称为异族的人,不管怎么称谓,把这样一群民族的人,最后只剩下遗址,而且这个遗址已经萎缩到几块石片,这是可悲的,这不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我觉得这是野蛮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