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恶”向“善”的转化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除了对真善美的歌颂，不可回避的是人性中“恶”的一面，但她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极力挖掘或表现甚至放大人性恶和丑，而是让恶向善的方面转化，让其良心发现。她说：“我觉得人们犯了一个大错，所谓信奉人性恶，恰恰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善是一种生活状态，我的小说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它不是思考的结果。”“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处在这么一种尴尬的状态之中：既不是大恶也不是大善，他们都是有缺点的好人，生活得有喜有忧，他们没有权也没有势，彻底没有资本，他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善人或恶人，只能用小聪明小把戏以不正当的手段去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这一过程中他会左右为难倍受良心折磨，处在非常尴尬的状态中。”[1]这些尴尬的人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虽然损人利己，但最终都心灵发现并改邪归正。《鸭如花》的主人公徐五婆是一个孤身的冥婆子，会酿醇香清冽的酒给去了的人喝，给他们做合体的衣衫，她没有文化，也不识字。小说叙述她与逃犯相处的一段经历。她念叨痛恨着电视里通缉的越狱逃犯，可一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立马心软。她给他粥喝，炖鸭给他吃，让他住她丈夫生前的屋子。她对着穷途末路的逃犯有点害怕，却也没战战兢兢。逃犯是因为过失杀人进了监狱，他逃跑后首先想到死去的父亲坟前去磕头赎罪，然后再到公安局自首。当徐五婆了解到他的愧疚后帮助他逃出了小镇，并送他到父亲的坟地，完成了逃犯的心愿，又送他到公安局自首。小说表现了徐五婆的宽厚仁慈，但更重要的写出了逃犯未泯灭的人性，逃犯既有可恨的一面，又有可怜的一面，把人性的复杂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的获奖作品《雾月牛栏》中宝坠被继父打傻，从此住进牛栏，整日与牛为伴，但后来继父的良心受到谴责，后悔的心情像蚂蚁一样啃噬着他的内心，精神压抑，终于在临死前为宝坠盖了新房，算是对宝坠的一种补偿。《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当年为了治病，曾经到处借钱，他由此特别看重钱。在鱼汛高潮期，他剪断电话线，使白银那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农民的鱼运不出去，即将腐烂，而他大量进购盐，盐价暴涨，激起乡民们对马占军的愤怒，后来乡长的老婆卡佳为防止鱼的腐烂，一个人到阴山岩洞背冰被熊所伤最终致死，马占军幡然悔悟，把盐送到各家各户，乡长在为卡佳送行时劝阻了儿子向马占军的报复行为，并以与人为善的做人原则告诫村民不许对马家采取任何报复行为。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善与恶从未形成真正的较量，只是在短暂的对立之后，很快便被人性的温情所消融，她一直都在执著地描写人性善。迟子建笔下这些人物受到良心的谴责，最终都体现了作为人的善性的一面。[2]正如她自己所说：“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的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喜欢让‘恶人，心灵发现’。”[3]“我觉得生活就是由善和恶构成的，而且善和恶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它们是胶合在一起的。但单纯地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评价某些事物的时候，或者说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容易使我们把善的东西看成是恶的了。善和恶在某个人身上或者在某件事情上，都是统一体，小说家要做的就是这种善恶交融的工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