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尚待确立的超越精神

　　在这几部长篇小说中，就对庸常人生的关注而言，迟子建与萧红、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的做法颇有相似：就对人性闪光点的发掘而言，迟子建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余华、刘庆邦等人亦有暗合;就对城市的拒斥与回归自然而言，迟子建则与由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等前后相续的道家主义文学传统关联甚紧。当然，这种与文学史传统的相似性往往不能给独创愿望强烈的作家以安慰，反而让他们陷入影响的焦虑中如坐针毡。迟子建若想真正建立对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理解，她还得努力地去确立超越精神。

　　真正的超越精神建立在对人性的局限性的尖锐体认之上，是以对神圣价值根基的寻觅为指向的精神。文学不仅是对生活客观现实的反映，也不仅是对主体情感的表现，更必须使人可能不被现实拘泥住，使心魂有可能在想象世界中自由翱翔，并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眼光;也就是让人既能看出现实的局限性，又能领悟到现实的可能性，既能把现实中珍贵的价值从局限性中剥离出来加以呵护，又能从局限性出发走向更高的可能。因此，文学真实必须要具有一种撬起现实的力量。这种超越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不是受制于儒家实用理性就是被道家自然精神所冲淡，往往难以生成，像曹雪芹那样具有超越性的作家毕竟寥若晨星。从五四以来，鲁迅、曹禺、巴金、冯至、路翎、穆旦等作家终于为我们民族的文学慢慢确立起了超越意向，虽说他们尚难启明神圣的价值根基，但那种超越性的动态追求精神让人振奋。他们以此告别了宁静和谐、沉滞复沓、封闭保守的古典精神，把人带向对健动有为的现代人生的领悟中。然而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大肆入侵，建国后文学再次背离超越精神，以最极端的现代方式复活了对世界与人生的保守僵滞的最古典的理解。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才慢慢地重新显示了一些超越意向，如史铁生等人的小说散文。

　　但迟子建长篇小说中的超越精神明显阙如，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那种动态的超越性意向。这与迟子建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息息相关，她明显偏向于对人生的古典式理解。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充分关注庸常人生自然不错，但问题出在她对庸常人生的充分认同上。小说人物可以对庸常人生没有多少反思意识，作家却不能停留在人物的思想水平。作家真正需要的是如何超越庸常人生，思考存在的可能性，并对人生意义展开不屈的追问。正因为迟子建太过沉迷于庸常人生的凡俗性，最终使得她长篇小说的内在精神呈现较明显的平面化特色，而只有超越精神的张力结构才能使庸常人生呈现出深度的立体形态。

　　关于温情的叙述，也是迟子建缺乏超越精神的表现。迟子建对温情的寻找是在庸常人生基础上进行的，但她并不对庸常人生进行否定与超越，而是给庸常人生补偏救弊。这种人性闪光点没有打破庸常人生的封闭性、被动性、重复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它们，使庸常人生进入到更稳固的循环中。《越过云层的晴朗》中，梅红与文医生那种避世冲动虽说展示了人性浪漫飞扬一面，却对庸常人生没有任何澄明作用，反而加强了庸常人生的顽同性与有限性。迟子建对梅红和文医生的塑造与偏爱，也反映了她的思想盲点。

　　迟子建缺乏超越精神尤其表现在她对那些弱智者等畸异人物的塑造上。迟子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了功利世界对人性的残损，但当她寄希望于那些弱智者必要的丧失时，对人生的理解就返回到自然主义之上，而距超越精神遥不可及了。对功利世界的超越要求的是个体人格的创造，而不是从功利世界中后撤到自然世界。个体人格是精神的创造，需要人付出艰巨努力才能做到的无中生有。个体人格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相反，所谓的小孩的天真、弱智者的愚痴与稚拙、日常人生的功利化与实利化才是自然而然、顺水推舟的。自然境界是人生中的最低境界。迟子建所钟爱的畸异人物对功利世界的人生矛盾不是采取直面超越的态度，而是采取逃避与抹杀的态度，他们在超脱中获得自然纯真的同时，就舍弃了世界的复杂性，更放弃了精神的超越性。我们又如何指望像安草儿这些弱智者给人指明出路带来希望呢?真正的人生必须把无穷的困惑纳入生命，把苦难的体验纳入生命，不是使之永恒，而是要通过揭示出一个充满精神与爱的世界而超临其上。这样，生命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不是更宁静快乐，而是更动荡痛苦;然而同时它又使生命变得伟大、深刻而具有内在的坚定性。

　　由于尚未确立超越精神，迟子建对城市与自然的主题书写也具有价值偏差。迟子建总是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来打量城市，结果发现城市对自然的压抑与扭曲，并对城市大肆归罪。城市文明有无合理的存在理由呢?很显然，城市文明有它自身的理由。而且从城市文明看自然，大自然对于人而言不是同样问题重重吗?《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严寒、瘟疫等自然灾害对人而言都是暴力，自然并不只有安宁祥和的一面。当然从超越精神来审视城市与自然问题，就既不能在城市文明立场上对自然大肆归罪，也不能在自然立场上对城市大肆归罪。我们必须充分地审视两者所暗含的局限性与可能性，超越两者的对抗，达成对永恒生命原则的深度理解。譬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真正具有深度审视价值的是依莲娜的遭遇，这是被城市文明与大自然撕裂的灵魂，在她的深度体验中饱含着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只有超越精神的作家就应该对这种灵魂的痛苦细加关注，并探询人性面临这种困境的可能性。这也是对现代人生图景的探索。然而，迟子建对此却着墨不多，显示了对现代人生图景的隔膜。

　　其实，迟子建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制约着她的长篇小说创作。由于迟子建总是瞩目于那些智力水平和精神深度甚至比作家本人还低的庸常人生，所以那些小说人物和情节几乎都在她的情感和理性控制范围之内。由于这些人物缺少对生活与生命更深的问题探寻的热情与能力，迟子建长篇小说的内在精神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复杂性、深邃性，更遑论那种让人不得不重新看待人生的悖论性与神秘性了!

　　史铁生曾说：“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向着更深处的寻觅，当然是人的心魂深处。”{12} 当然，这种寻觅是要以超越精神为前提的。但是，迟子建长篇小说对人的精神深层就缺乏足够的开掘意向与能力。她的长篇小说往往人物太多，叙述所跨时间太长，头绪太纷繁，这与她对庸常人生的自然主义理解有关，这直接导致了她的长篇小说缺乏深入的精神开掘能力。昆德拉曾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 {13} 但迟子建囿于对世界与人生的自然主义理解，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确实太过稀少。真正的好小说不能让我们听了几个故事后就心安理得，废然释卷，而应尽可能地把我们带入心灵的震撼中，从而达成对世界与人生的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