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上,不入潮流等于获得了大自由

　　齐鲁晚报:提到带有东北特质的女作家,萧红是绕不过去的。而且这两年,纪念萧红的活动日渐隆重,更有电影和电视剧专门来刻画萧红。同是东北土地上的女性作家,您怎么看萧红这位伟大的作家?

　　迟子建:萧红是东北黑土地的骄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她的人生经历和她的文学成就,无人逾越,不可复制。其实萧红的文字是寂寞的,人们能重新发现和认识萧红,说明我们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那么悲哀。我喜欢萧红,喜欢她作品中辽阔的忧伤。

　　齐鲁晚报:多位评论家或者研究者认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您是很难归类到哪一个流派之中的作家。您认同这种看法吗?在写作上,您如何定位自己与当下这个时代文学主流的关系、与当下写作潮流的关系?

　　迟子建:我小时候在山间,看了太多的溪流。不是所有的溪流都要汇入江河的。在写作上,不入潮流等于获得了大自由,说明你走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最美好的评价了。

　　齐鲁晚报:评论家吴义勤认为,您“虽然少年成名,但一直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创作冲动,没有出现创造力中断、疲软的情况,作品的产量和质量都维持在很高的水准上,几乎没有失败的作品”。

　　迟子建:不错,我写了三十年,没有一年中断过写作。能够持续写,与我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每年大约有半年在故乡,半年在哈尔滨。《黄鸡白酒》的故事发生在哈尔滨,即将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一部中篇故事也发生在哈尔滨,而这部书中的《别雅山谷的父子》、《七十年代的四季歌》的故事,却发生在我的故乡。我有广阔的写作领地,不乏写作资源;还有,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写作境界,总是希望下一部作品更好一些,于是一路写了下来。

　　齐鲁晚报:偶尔看到一个信息说您是山东海阳人,出生于北极村,而且您也在《白雪乌鸦》中写过山东人秦八碗为母亲殉葬的事情。在您身上,山东人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具体的意义吗?山东是否只是一个可以称为祖籍的地方?

　　迟子建: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是山东人,他们来到东北,是为了填饱肚子,所以我是逃荒人的后代。山东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称为祖籍的地方,而是一个生命起源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祖辈和父辈的脚印。提起山东,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