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在中国，在俄罗斯，人们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喜欢也是日盛一日，这使托尔斯泰的光芒相应黯淡了一些。前些年，我又重读托翁的作品，也许《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能让一些挑剔的文学史家找出种种不和谐之处，但我觉得《复活》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史诗作品，托尔斯泰实际上是为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唱了一曲挽歌。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正是造成托尔斯泰晚年悲凉出走的原因。也许是托尔斯泰生前获得了太多的荣誉，人们才容易对饱尝人世辛酸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产生更大的同情，情感天平的倾斜左右了人们对艺术价值的判断。但我觉得他们之间不分高下，同样伟大。托翁能在八十二岁高龄时出走，是不想让那座富庶的庄园成为自己的埋葬之地!他把衰老的躯壳最后交付给了明月清风、草原溪流。交付给了它们，就等于交付给了自由!

　　契诃夫也是我喜爱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几乎篇篇精致。他的《第六病室》和《萨哈林旅行记》是杰作。能够把小人物的命运写得那么光彩勃发、感人至深，大概只有契诃夫可为。我甚至想，如果上苍不让契诃夫在44岁离世，他再多活十年二十年，其文学成就可能会远远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在去萨哈林岛采访苦役犯人之前，曾对托翁的《克莱采奏鸣曲》喜爱有加。然而三个月的萨哈林岛采访经历，面对着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的苦难，他的艺术观发生了裂变，远行归来，他觉得《克莱采奏鸣曲》有点可笑。他说：“要么我是在旅行中长大了，要么是我发了疯。”毫无疑问，契诃夫没有发疯，他在萨哈林岛，看到了生活和艺术的真相。可惜上苍留给他揭示这一个个真相的时间微乎其微了。

　　俄罗斯有两个人格高贵的诗人，其命运是那么的相似，都是死于决斗中：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也是我最喜爱的两个俄罗斯诗人。爱好文学的人，谁没有读过普希金的诗歌呢!听吧：“我的竖琴质朴而高尚，从不曾将世间的神赞颂。我以自由而无比骄傲，从不肯对权贵巴结逢迎。”再听：“有两种爱对我们无限亲切，我们的心从中得以滋养，一是爱我们的可爱的家乡，二是爱我们祖宗的坟墓!”这是何等铿锵的男儿誓言，这是多么具有民族气节的英雄气概!难怪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理等都对普希金的作品无限尊崇。而年轻的莱蒙托夫则在《我爱那层峦叠嶂的青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篇：“仍是这片草原，这轮明月，月儿向我垂下了目光，好像责备我这样的夜晚，一个人竟敢骑一匹骏马，同它争夺草原上的霸权!”这股青春的豪情是多么动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