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爱

　　1987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我分配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在《北方文学》做编辑。来到美丽的哈尔滨工作，北极村和我苦涩而清香的童年都告别了……。我的性格比较沉静，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每天写作时，我的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5点，我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

　　时光在每天的工作和写作中静静流淌，不知不觉我已经33岁了，偶尔我也会在闪念中期盼有个人与我分享生活的美好。

　　1997年，我和到哈尔滨开会的同学黄世君重逢，当时他任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委书记，一个人拉扯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1998年，34岁的我和黄世君组成了家庭。在家乡，一大清早，为了看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们用手指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过它去看曙光。窗外，橙黄色的曙光，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弥漫，在霜雪的缝隙中，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将我温暖包围。

　　婚后，我往返于千里之遥的塔河和哈尔滨之间，一边写作，一边陪着丈夫。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激起我的创作热情，70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种温暖幸福的状态，我是没有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

　　我和世君结婚后虽然经常两地生活，但彼此关心、志趣相投。我们都热爱大自然，只要在塔河，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要出去散步，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极其丰富的，对自然界风霜雨雪的变幻与我一样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感慨。我们最常去的是呼玛河边，他喜欢拣那些扁圆的石子打水漂，我则帮他数一共绽开了多少朵水花。

　　世君说总有人问他，你娶了个名人做老婆，她会做饭么?听他的口气，很多人把我想象成那种只知道做事业、生活上一塌糊涂的女人。其实只要我没有特别重要的活动，总是回到老家来陪伴他。每天他一下班，屋子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饭菜也已做妥。每逢学校的寒暑假到来时，我会推掉一切笔会的邀请，赶回老家带他和前妻的已读中学的女儿，为她找辅导老师补习功课，有时与他女儿谈心到深夜，希望她能理解我对她的一番苦心，好好学习、朴素求实、不慕虚荣。世君总是很知足地对我说：“我真有福，娶了你这么个好老婆。”

　　2001年4月初，我觉得脖子发木，转动时能听到“咔咔”的声响，好像谁在里面给我安了一台发报机。颈椎CT片子出来后，医生说我颈椎的3、4、5节都已变形增生，说我这算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了，据说按摩对缓解这病很有好处。自从查出了毛病，只要和世君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给我按摩一会，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

　　世君是一个认真务实、热爱学习的人，他捡起了英语，并考取了中央党校法律研究生院。世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利用五一长假去北京看他，他一再叮嘱我不要忘记带结婚证。结果真是可笑，我们去越秀大酒店住宿登记时，掏出了结婚证。服务员用打量乡下人的眼光看了我们几眼，嘴角浮出轻蔑的笑容。我讪讪地收回了证件。进了客房后世君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说世风日下。我说很喜欢看他愤世嫉俗的模样，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我们互相哈哈大笑，然后我挽着他的胳膊出门去看北京街头绽放的白玉兰，明丽的阳光下，我觉得我自己幸福得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