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那时还是个姑娘，我们也才二十多岁。大家都有点心高气傲。——我们其实也掺拌着多半的自卑，因为名气大不如她。——因此并不多说话。可我对迟子建始终充满好感。我曾在当年的笔记中记道：

　　迟子建穿着黄色毛衣，白底蓝花的开衫，黑裙子，黑袜子，白鞋子。光梳头，在身后扎两支小辫。身材匀称，皮肤略黑。因个子矮，买饭时垫着脚，趴在窗口，转动着光光的脑袋，逐个看一下菜盆，然后说，“买这个”，“买那个”。自己跟自己笑。一个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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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大教室里看电视，迟子建蜷曲在一张沙发上，小花猫似的，可怜见的样子。

　　迟子建定想不到背后还有人这样去记录她。如今事过境迁，我们都奔了五十了。我想即使写出来，迟子建也不会怪罪的。倒是迟子建会觉得有意思的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衣服和妆扮，定会令她回忆。那些旧衣服也早已不知给丢到哪里去了!

　　我们这一届学员，真是既幸又不幸。正赶上八九那场政治风波。3月入学，只上一个月课，4月之后就没安心上课。到平息之后，我们已到期末，便各奔东西了。

　　1996年冬天，迟子建他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那时我已从县里借调到北京3年了。我已在一家报社管副刊，于是我便请迟子建在我单位公主坟边上吃饭，参加的还有何立伟、刘醒龙、徐坤、何顿、刘益善、龙冬等。席间便给他们布置“作业”：给我们写稿。回去几个月，迟子建给我寄来了她的散文《房屋杂谈》。

　　1999年冬，我已回到家乡的省会合肥工作。一天，在书店见到迟子建的一本散文集。这好像是迟子建的第一本散文集。我翻了翻目录。经我手编发的《房屋杂谈》也收入集中，于是我便毫不犹豫给买了一本。回来之后，我给迟子建写了一封信。我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