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如此，苏轼还是朝廷的，其思维与走向仍是朝廷式的，其自我无论怎样被贬，他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因为，无论官职大小，总是国家干部。这是苏轼的心理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苏轼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这当然是由其身份，教育程度，成长环境与社会走向所决定的。有了这个前提，苏轼从朝廷到黄州只能算是暂时的迫不得已。

　　黄州，实际上可能比苏轼的想象还要差劲。但再差劲的地方，也有不差劲的景象或者想象。当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马时，还有黄芦苦竹，还有青山杜鹃。虽然景色不佳，鸟声不脆，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再说，浔阳江头，脉脉的夕阳，白白的芦花，皎皎的秋月，凉凉的金风，以及幽幽远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软软波涛，不时拍打着老白的心。偶尔出去走走，看看，听听，说不定也会心旷神怡。所以，在那个不明不白的秋天，在那个明月或者微月之夜，老白送别友朋，闻见江中琵琶声，也不禁悲从中来，道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虽然，老白的感叹与琵琶歌女的感叹有本质的不同。苏轼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种景象，那种际遇，那种心境的碳水化合物，也难免不把内心难咽难诉的东西，借助景观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倾泻出来。文人，一旦一帆风顺，总是禁不住高堂走马，长街跃鞭，那副春风得意的模样，难描难画;一旦遭厄，不是愤怒，就是幽怨，抑或自残，甚至自戕。屈原烈士在这个方面开了先例。李白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是典型。老李当年未出山时，总是郁郁寡欢，觉得天生我才怎么就没有个用武之地呢。一旦被朝廷召见，却立马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超级男声。可在被朝廷驱逐时，又禁不住长喟短嘘，特别是在个人美梦飘渺无依之际，居然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酸葡萄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