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曾说写上海，最有代表的是上海的女性。《长恨歌》就写了一个40年代“上海小姐”的一生命运。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是由无数个“声”与“色”作底子的，在王琦瑶的传奇故事中蕴含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长恨歌》后，你还写了《妹头》以及《富萍》等。有评论家指出，你笔下上海的种种历史变迁都停留在日常状态，这一点你怎么看?

　　王安忆：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无数故事，我还没有写完。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写《我爱彼尔》，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东西方如何接触的问题，这也是开放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个观念我也是逐步形成的。以前写《叔叔的故事》时，我也是把主观想法端出来写的。

　　记者：你曾谈过关于小说的理想，所谓的“四不政策”：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特殊化，不要独特性。这种想法到今天有什么变化?你觉得一部好小说的因素是什么?

　　王安忆：没有改变。说一部好小说应该直指人心，那是从灵魂的角度而言的。我比较关心技术的层面，小说还是要写故事，故事还是要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真实的推理。情节发展要合乎逻辑，人物要生动，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听，觉得这些太老套了，太一般了，但这的确是小说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我们最难做好的。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摹，而是展现一种日常的状态。写实是一种陷在许多规矩限制中的写作。许多经典小说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逻辑精确设计人物和情节，这是作家创作中所获得快感之一，同时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种劳作。我在年轻时候也容易喜欢一些情绪化、浪漫的东西，现在我真心赞叹那种上乘的写实功力。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至今。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富萍》等短、中、长篇，约5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其作品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