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化，以陈寅恪之说为代表。陈寅恪先生从文体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的话说：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然后根据此一段文字推论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陈氏之传当之。

　　随后进一步推论说：

　　总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

　　陈氏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具很大的影响，如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文，就是在陈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体裁的亲缘关系来感受它们同样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疏离。夏承焘先生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中从三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最后得出结论说：